世俗主义（现世主义）传统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前景

（接上一篇：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民族吗？论中国文化的现世主义传统）

一、从“虎妈”的教育看中国文化世俗主义传统的现实意义

2010年年末，《华尔街日报》上一篇关于家庭教育的文章在美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者是一个华人母亲。她是耶鲁大学法学系的教授，父母都是中国人，是两个女儿的母亲，丈夫则是地道的美国人。她并严格按照中国式的家庭教育理念来对其进行教育，制定了一系列行为规范，诸如考试成绩必须非常优秀、每天要练习两个小时钢琴、晚上多少时间以前必须回家、不准在外过夜等等。如果违反这些规定，就会受到惩罚诸如严厉的斥责、不准吃饭等等。这位母亲因其严厉的教育方式而被称为“虎妈（Tiger Mother）”

这些要求和处罚在中国家庭被视为理所当然，在美国家庭则较为罕见。因而出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一些碰撞。其中能直接体现东西方文化核心差异的，是“虎妈”与她的美国丈夫之间的争论：作为传统美国人的丈夫告诉她，孩子是上帝的礼物，应该努力让他们的童年过得快乐，不应该这么严厉的要求。而她则坚持认为父母应该对子女严加管教，使他们长大以后成为优秀的人物，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小时候吃些苦头是应该的。

这个争论明白无误的表明了东西方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给教育方式带来的影响。

在西方文化中，人的生命是上帝赋予的，神的意志高于人的生活，这是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虽然与中世纪相比，这种观念在美国资本主义文化中已经大大淡化了，世俗生活的价值得到更多尊重，但根本方向没有被扭转。从这一观念出发，孩子也是上帝创造的，借助父母带到这个世上。对父母而言，孩子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寄居者，一旦长大成人就会和家庭脱离过独立的生活，远离父母而亲近上帝。父母也无需为其成人后的生活承担责任。这样，父母之爱主要就体现在让孩子有一个快乐幸福的童年，管教的权利和义务都很有限。这种思维方式，即典型的从一个抽象原则出发，以此来指导人的生活。

在中国文化中，人的生活具有最高价值，生活的事实比任何抽象原则都重要。在中国父母看来，孩子明明就是我们生的，怎么会变成“上帝的礼物”？对这种与基本生活事实相背离的理论，中国文化是从根子上抵制的。从这一观念出发，父母既有很大的权力也有很重的责任对孩子严加管教，其目标则是使孩子长大后能够更好的生活。未来的社会生活面临很多竞争，孩子必须在脱离父母的依赖之前掌握在社会中生存的能力，为此受一些苦是应该的。孩子长大成人后生活好甚至功成名就，是父母的努力培养的成果；如果生活不好甚至危害社会，则是父母的过错。这种关联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中间不需要掺入一些无法证实的神圣原则。

她的这篇文章中并没有这样详细的分析东西方文化的此种差异，从华尔街日报后来刊登的诸多读者来信看，大部分读者都只关心表面现象——这位母亲如此严格的要求是否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文化哲学层面的讨论很少涉及。此文所以能引起轰动，主要也是事实而非观念上的触动：即在美国社会，或者说整个欧美发达国家，大家都已经明显察觉到华人阶层的崛起。在此十年或二十年前，这样的文章写的再多、分析再深刻，也很难引起什么轰动，因为它会被看成是中国人在文化上的一种心理安慰。只有在美国的父母们发现身边的华人孩子学习普遍比较好，各大名校以及知识精英阶层中充斥着越来越多的华人，在他们感受到了真实的压力之后，才会真的被这类文章所触动。

这次争论规模并不算大，但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触及了东西方文化根本性的差异。在这以前，李小龙的功夫片曾在美国大受欢迎；姚明也可以成为NBA明星；诸多的中国古董书画可以引来无数人参观；欧美人士有很多愿意学习中国功夫、接受针灸治疗、欣赏京剧……但这些都没有触及到深层次的文化内核，仅在社会生活中居于次要的地位，也与大部分普通人的生活无关。这与我们中国人在圣诞节上街购物、观看非洲土著文化表演、学习跳拉丁舞差不多，只是表面上的交流，不触及文化差异的实质。而子女教育问题，是文明社会的基石，与每一个家庭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是形式上的东西，而与文化的最核心内容直接相连，关系到一种文化的传承，乃至生存。这方面的争议，才可以看成是文化层面真正的较量。

需知，让一个人欣赏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工艺美术作品并不难，有时候这甚至不是荣耀而是屈辱。中国的那么多文化珍品被摆到大英博物馆供人参观，并非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动辄拿出一套《二十四史》以示自己历史悠久，也意义不大。反之，如果能够说，中国的教育制度甚至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有值得全世界学习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文化上的胜利。这在一二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即使我们自己这样说，西方社会也只会报以不屑一顾的态度。只有在中国强大之后，这种观点才可能得到严肃的对待。

《华尔街日报》上的这篇文章，未来可能会被视为中西文化较量的一个象征性事件。它发表于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三年之后。这三年中，美国经济一直在泥潭中挣扎，而中国经济则继续高歌猛进。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以前虽有诸多中外学者如费正清、梁漱溟等人在国外大力介绍中国文化，既有深度也有影响，但始终是限于学术层面。从现实的眼光看，可谓有介绍而无触动，亮了相却没有发言。时至今日，中国文化，终于可以开口说话。除了人民币汇率、碳排放等西方国家设定的议题外，争论的热点第一次直接指向了文化的核心层面——教育。

这篇文章试图回答一个美国人关心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母亲们会如此成功？这里所说的“成功”并非对中国的崛起而言，而是在美国社会内部，按照西方文化衡量人才的标准，华人也可以脱颖而出。在欧美尚且如此，在非发达国家则更甚。

从社会科学的视角来看，这种现象只能有一种解释：华人在其智力和个性发育的关键时期，受到了正确的教育。

这种正确的教育方式，超越了时代与地域，超越了政治经济制度，直接与中华文化的务实主义、世俗主义传统相连。大部分读者只从这篇文章中看到了“严厉”，而没有看到“父母教育子女的权力和责任”。这才是关键所在。固然大部分中国父母相对于西方父母而言更为严厉，但也有很多不那么严厉的中国父母成功培养出了非常杰出的儿女。“虎妈”的那几条禁令，并非都为中国父母所认可。可是，几乎所有的中国父母都会和“虎妈”一样，认为自己对子女的成长有极大的权力和责任，这是中国文化基本价值观的体现。至于严厉与否，只是方法层面的问题。

《华尔街日报》上这篇文章所讲述的故事表明，所谓人的生活与神的意志孰高孰低的问题，并非只是抽象空洞的哲学讨论。对此作出不同价值断定的民族，其对待实际问题的态度将会迥然不同，其中就包括自觉的按照不同模式来培养后代。

一直以来，关于人和制度的关系都有着这样的讨论：到底是人重要，还是制度重要？

从短期来看，十分难以断定。但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无疑是人最重要。

制度最终是人来制定和执行的，判断其好坏的最终标准也是人的主观感受。再好的制度，如果人的素质很低，也必然会逐步堕落和遭到破坏，最终变为一种很糟糕的制度；再糟糕的制度，如果人的素质很高，则此制度中的人必将逐步推动制度变革，使其成为一种好的制度。

这种变化可能会十分漫长，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显现，远远超过了宏观经济学中“长期”所代表的时间长度，连最长的经济周期理论也不能涵盖，但其趋势是始终存在的。从长远来看，在国际竞争中，制度的优劣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那些能够培养出更优秀的后代的民族必将获得胜利，因为他们可以把好的制度学过来、把坏的制度改革掉。而人的培养，则与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二、文化的四个层面与中国文化现代化

本文并不盲目吹嘘中国文化，更无意于“尊孔”。仅是从文化的根源和孔子的言行中找到支撑中国能够面对各种挑战而不断崛起的原因。以实事求是的观点来分析，孔子说过很多错误的话、也做错过很多事；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也十分明显。如不对此做一辨析，则本章的观点容易引起诸多误解。

对人生价值的基本判断，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居于核心地位。所谓文化，即是基于对人生价值的基本判断而产生的一系列关于如何处理个人的身体与精神、人与家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等关系的内在原则所构成的系统。这里的“内在”的界定，是以人心为划分标准，指心内的而非心外的。一些外在的规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中成文的、不成文的制度安排，以及书画、诗歌、建筑、器皿等，都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

文化可分为几个层次：人生价值的基本判断居于最核心的层次；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关系居于第二层次；人与家庭的关系居于第三层次；而人与自然、社会、国家等家庭之外的世界的关系则居于第四个层次。这是一个从内到外的逻辑展开。在当今世界，家庭仍然被遍视为人类活动的一个基本单元，因而家庭关系在个人与外部世界之间占据了独立的文化地位。如果未来出现没有家庭的文明世界，那么第三个层次就会消失。

孔子以降的儒家文化，照此标准来进行分析，其中最核心的层面为：人的世俗生活具有最高价值。其中，世俗生活包括身体的和精神的生活。

世界上现存的几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大系中，包括欧美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等，认为人的世俗生活具有最高价值的，只有中华文明。

第二个层面，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关系。

儒家文化反对鬼神之论，认为身体是精神的载体，反对因为精神的追求而损害身体。但人应该加强自身修养，使精神超脱于身体，享受精神生活的快乐，即“修身”。无论身体还是精神的幸福，都是现世的而非来世的幸福，是此岸的而非彼岸的幸福。

第三个层面，人与家庭的关系。

人应该对家庭生活负起责任，这也是人生最重要的责任，即“齐家”。其基本要求是“孝悌”。父母有权力和责任教育好子女；子女有义务服从和赡养父母；兄弟的关系是父子关系的弱化。这种责任也是现世的、世俗的责任。

第四个层面，人与家庭之外的世界的关系。

儒家思想认为，人和社会的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扩大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生的责任首先是让最亲近的父母妻儿过上好的生活，然后是亲戚邻里，然后是天下国家。承担这种责任的范围根据个人的理想、能力，以及国家社会的实际需要而定。“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邦有道则现，邦无道则隐”。

人和国家的关系也是家庭关系的扩大化，君主就像父亲，臣民就像子女。国家的秩序就像一个家庭的秩序一样，尊卑有序，各安其位、各尽其责，那么国家就会运行良好、人民即可安居乐业。

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如前所述，中国文化对此关注不多。对自然运行规律的认识，含有一些神秘主义思想在里面，比如认为阴晴雨雪是神灵控制的，将地震日蚀等视为神秘力量的展示等。这也是前工业化时代的文明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人类不能理解自然规律、无法应对自然变化的反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主要是一个现代化与非现代化的问题，各大文明体系于此并无根本分歧。

在这四个层面中，中国文化最受人诟病的其实只是第四个层面。用家庭关系的原则来构建人与国家的关系，这种观念已经落后了。毫无疑问，应该打破这个体系，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思想体系。旧体系中或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也只能是一些局部的具体的观点。作为一个系统，它已经被时代彻底埋葬，没有复兴的可能。

但是，政治思想体系的破灭，对中国文化并无根本性的冲击，属于“芥癣之痒”，而非“心腹之患”。一个社会的政体，从古代走向现代，从专制走向宪政，从独裁走向民主，实在正常。西方文明在此过程中，也经历了反复的变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国文化的理念难言有根本性的错误。毕竟人类是同种同属的，以爱家人的心理，推己而及人，符合人内心的真实感受，直观可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便是对个人权利进行界定的起点。西方文化偏爱从纯理性进行推理，比如卢梭提出“社会契约论”，就先假设在原始社会人们生活的自由而幸福；而罗尔斯建立他的“正义论”体系，也先假设一个可以过滤掉所有特殊偏好和知识的“无知之幕”。中西对比，二者在结论上可以基本一致。但西方文明的推理过程明显兜了个大圈子，要借助看不见摸不着的纯理性或神意来得到结论。个人的权利义务边界，应该依赖于人类的良知，还是纯粹的理性？二者应该是各有优劣，可以互相学习。具体孰高孰低，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这里略过不论。

进入到第三个层面，人与家庭的关系问题，如前所述，东西方文化的较量才刚刚开始。从目前来看，中国文化在保障子女受到良好教育、增加人在老年的感情寄托等方面似乎更有优势。至于家庭中男女平等、孩子的一些基本权利应得到保护等现代观念，中国文化都已接纳。

而在第二个和第一个层面，中华文明目前仍然根基稳固，没有动摇的迹象。实际上，它们从来就没有动摇过。

2011年2月春节前，作者应邀到中央电视台录制一期讨论《华尔街日报》上“虎妈”那篇文章的节目。在大门口接待的是一个发型新潮、浓妆艳抹、牛仔裤上打了洞的年轻女孩。她在英国读过硕士，然后一直在电视台工作。这些都很难让人把她和儒家文化联系起来。但在录制以前的讨论中，她和同事们讨论“虎妈”的观点。同事问她：“要是你的孩子将来晚上不回家怎么办？”她狠狠的咬着牙说：“哼哼！他敢？”然后“啪、啪”，边说边做了一个很夸张的扇耳光的手势。

从这个动作中可以看出，无论她穿着如何西化，会说多么流利的英文，也跟那个在耶鲁做了教授的“虎妈”一样，骨子里仍然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的第四个层次以外的观念构架，在她的观念中应该是完全被消解了。她肯定不会赞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了，可能也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没有什么大爱，但在更深的层面，涉及到子女教育问题的时候，则相当顽固。按照她的理念培养出来的下一代，也不会有更深的改变。中国文化的精神，就是这样传承的。只要文化的第三层面“人与家庭的关系”没有遭遇颠覆性的破坏，则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和第一个层次将会始终安如泰山。在此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都会自觉地“敬鬼神而远之”，亲近世俗生活，并从中寻找人生的理想和责任。

经过以上的分析，则本章前文所引的王小波和天涯网友对中华文明存在理由的质疑，便不攻自破。他们所质疑的，都是中国文化中并非核心的内容，对错都无伤大雅。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主要是以西方现代化的文化理念来对第四个层面加以改造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寻找从文化的核心层面到外围层面的连接关系的过程。在前面三个层面的文化精神没有根本动摇的情况下，将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思想引入中国，与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并无太大关系。在家庭层面的伦理没有遭受巨大破坏的前提下，不论在何种政治经济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都可以视之为继承了中国文化的正统。

政治经济制度尚且如此，一些更边缘的东西诸如服饰建筑等等，就更不必说。

总之，中国文化讲究的是“天人合一”，道在人心。人心不变，外在的东西怎么变也无所谓。

三、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

在中国历史上，文化外部层面的改变相当普遍。其中最重要的第一次，乃是董仲舒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将天道和人心分离，使统治者获得一种天授的权威，而无需取得民心的赞同。这是儒家思想为了适应大一统时代的政治环境而做出的形式上的修正。有学者认为，从董仲舒开始，儒学已经变成了“儒教”，其中原因即是最高价值标准从心内转向心外，这就不再是学问而是宗教的观念了。对此问题，如前文所述，儒家文化的特点是立足于改造现实世界，而非寻求绝对真理。在基于皇权的大一统帝国已经十分稳固的情况下，承认皇权的权威是和限制专制权力的滥用结合在一起的，前者只是策略，后者才是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中国古代专制者的权威并非来源于儒家思想，而是由以下三个客观因素的反复出现造成的：恶劣的自然环境、野蛮民族的威胁以及内战的破坏。

第一，自然环境的影响

魏略特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将“治水”作为专制主义的起源。面对严重的洪水威胁，分散的居民必须被严格的组织起来以治理水患，不然整个黄河平原的人类生存都将受到威胁。这一过程使组织者获得了巨大的权威，并逐步建立个人专制。

将东方专制社会视为“治水社会”是有失偏颇的。但这一理论为我们思考环境与专制主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启发。其关系可以进一步概括为：当一个人类群体面临生存威胁之时，必须通过严格的组织来对抗这种威胁，则组织者的个人专制就会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专制权力就会凌驾于一部分人的生命自由等基本权利之上，以保证整个群体的生存。

以“治水”为代表的恶劣的自然环境，成为人类文明初期产生专制主义的重要起源。

海洋文明在挑战自然方面，不如河流文明那么迫切。海洋的力量超过了人类早期组织能力的极限，在广阔的海洋上，专制制度的组织成本极大，而收益较小。直到今天，人类也很难通过严密的组织来对抗海啸，而最大的舰队编制——航母战斗群也不过万余人。故而人类早期的民主实践能在海洋文明的城邦国家中长期存在。而源于河流的四个文明古国，都采用了专制政体。罗马共和国向欧洲大陆急剧扩张之后，也不可避免的走向了专制政体。

第二，外敌入侵的影响

在通过早期对抗自然初步形成专制主义国家之后，中华文明又开始面临来自野蛮民族侵略的威胁。战争和治水一样，都需要极为严格的组织系统，需要使军事领袖的专制权力凌驾于个体的生命自由权利之上。从有文献记录开始直至近代，中华文明始终都面临着周边蛮族入侵的威胁。在农业社会，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是调动全国资源来对抗外地入侵的最有效方法。除中华文明外的三大古文明，以及希腊罗马文明，都亡于外敌入侵。中华文明能够维系至今，与建立了强有力的专制政体密不可分。

第三，内战的影响

专制制度建立之后，专制国家之间的战争将会强化专制者的权力。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黄河长江流域，其内部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军事割据难以长期维系。一旦该区域分裂为一个或几个国家，则强大的一方必须消灭弱小的势力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因为如果它没有在强盛的时候消灭对手，一旦强弱力量变化，它自己就无法依靠地理屏障自保。这便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真实利益计算。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王”的伦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军事力量可以有效到达的区域。对于大海之外、大漠之外、高原之外的地区，有多少个王都无所谓，也拿人家没办法。

中国历史上不断的从统一到分裂、从分裂到统一的治乱循环，也是专制主义得以不断强化的重要因素。专制主义的危害固然很大，但总比蛮族入侵、军阀混战要好的太多。这从人口数量的变化即可看出：和平时期人口增长，战乱时期则急剧减少。

在此三大客观条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君主专制政体，并不是靠着儒家的“天道”思想而存在的。无论董仲舒本意如何，在实践中，与人心脱离的“天道”都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管用的只有两个：生存法则和道德法则。

生存法则就是让这个国家的人们能够生存下去，不至于大规模的死于自然灾害或者战乱，这是最基本的生活要求；道德法则就是尽量在活着的人中间更公平的分配生活资源——二者的都没有超过“人的生活具有最高价值”这一基本价值判断所划定的范围。

君主专制是建立在生存法则基础上的，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家理论，不过是在表面上承认了基于生存法则的君主权力，借此使儒家思想成为用道德法则来限制君权的理论权威。

基于中国文化对人生价值的基本判断，基于中国人的人格理想和家庭观念，在此基础上重新建立关于人与自然、人和社会、人与国家，也包括人与整个人类世界的关系的理论体系，将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学者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从李鸿章哀叹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的变局”，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这一文化重建其实才刚刚开始。因为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人都太忙了，忙着解决国家独立和人的生存这样的基本问题。在理论研究上，则始终在扮演一个西方的学生的角色。学习西方、救亡图存，乃是中国过去一百多年最重要的任务。

现在，中国人的基本生活问题已经解决，内部战乱与外敌入侵的威胁已经很小。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在2011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文化在工业革命后时代的重建，现在正当其时，既有可能也有需要。

中国传统文化的世俗主义和务实主义传统，应当成为这种努力的核心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实事求是既是方法论，也是价值观。或者说，它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世俗主义（现世主义）”在方法论上的体现。以世俗主义和实事求是两条原则指导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才能与实践这种理论的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一致。这可以说是在根子上符合了中国的国情。

在中国人的基本人生价值观没有发生彻底改变的前提下，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来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国人不可能做得比西方人自己做的更好。只有外在的理论与内心的信念一致，理论和实践才能完美的结合，产生出巨大的改变世界的力量，才有可能创造出堪与西方现代文明一较高下的新时代的中华文明。完全沿着西方文明指引的道路前进，这种超越是不可想象的。

这种较量将会持续多长时间，最终会使怎样的结果，实在难以预料。最大的可能不是任何一方完全胜出，而是产生一种新的融合了中西方优势的文明。但在采用哪一方的人生基本价值观作为文化系统的核心这个问题上，中华文化显然更有优势，因为它更符合人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