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上古时代2：历史的起源【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前传】

开天辟地

上一部分讲了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历史的起源。但人文意义上的历史起源，实际上应该是来自于神话传说。就算我们今天已经知道那些神话故事是虚构的，但上古时代的人们是相信的。这些神话传说构成了上古人类活动的共同记忆，因此也是了解中国历史起源必不可少的知识。

中国的历史的人文起源，应该从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开始。

据说，盘古是一个长期在一片混沌中沉睡的巨人。有一天他突然醒了，不知道从哪里抄起来一把巨斧，把这个混沌的世界辟为两半，一半上升为天、一半下降为地——天地分离，我们人类生存繁衍的空间就这样诞生了。

天地分开以后，盘古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太无聊，决定牺牲自己来为世界增添色彩。他把自己的一只眼睛变成太阳，一只眼睛变成了月亮，血液变成河流、肌肉变成大山、呼吸变成风雨、声音变成雷电。这个世界才因此变得丰富多彩、充满了生机。

盘古的故事，从一开头，就把中华文明的独特性表达出来了。

在这个故事里边，我们中华民族的创世神，跟别的民族不同，盘古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就死了，牺牲自己来为世界增添色彩。而世界上其它地方的神话，一般都是神创造了世界之后不会死，而是继续统治这个世界，变成最高统治者。特别是西方人的上帝，便是这样。

只有我们中华民族的世界里，没有一个主宰一切的神灵。我们中华民族，也就一直不是很崇拜和相信万能的神灵，而是敬仰那些像盘古一样，牺牲自己来为别人造福的英雄。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盘古说，我要这世界有光，于是他就要献出自己的眼睛，才能变出太阳和月亮，这个世界有了光，他自己却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们的文化，就崇拜这种英雄。遇到困难，我们认为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甚至牺牲去克服它，而不是祈求神仙的帮助，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文化上最大的一个特点，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方。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在文化根源上即植根于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

盘古死了以后，又出现一个伟大的女英雄：女娲。在神话传说中，她用泥土创造了人类。泥土的黄色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是黄皮肤。

女娲之后，又出现一个伟大人物，叫伏羲，他创造了家庭制度，让男人和女人通过正式的婚姻结为夫妻，然后生儿育女，养育后代，而且创造了姓氏，通过姓氏来确定血缘关系的传承，同姓不通婚，也就是禁止近亲结婚，这有利于保证后代的健康。伏羲奠定了人类最基本的社会行为模式。

后来又出现一个英雄叫神农，他发明了通过农业耕作来获得食物的农耕技术。

这个女娲、伏羲，还有神农，一个负责造人，一个负责让人类组成家庭和社会，一个负责创造农业技术。这三个英雄，就被称为“三皇”。

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女娲不是“三皇”之一，她跟盘古是一个级别的，都是创世神。盘古负责创造天地，女娲负责造人，他们是神。而三皇都是人，不是神。取代女娲地位是燧人氏，这个人发明了钻木取火，把火带给了中华民族。这样，“三皇”就变成了燧人、伏羲和神农。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起源，就是“二圣三皇”，盘古开天、女娲造人，这是“二圣”；燧人取火、伏羲定制、神农种地，这是“三皇”。

盘古和娲的故事属于纯粹的神话，已经没有任何痕迹可以考证了。但“三皇”的传说很明显与真实的历史相联系。燧人氏的故事，代表了我们的祖先对发明人工取火技术的记忆。取火技术的发明，带给了他们光明和温暖，这个印象太深刻了，他们就把它编成燧人的故事一代一代讲给后代听，传唱了几千年甚至可能上万年，流传至今；伏羲的故事，代表了我们的祖先对组成家庭，享受到了家庭的温暖的那种感觉所流传下来的记忆；而神农的故事，则代表了我们的祖先对发明农耕技术，告别原始狩猎生活的时代记忆。

炎黄古国

三皇后边就是五帝。司马迁的《史记》里边，第一篇就是《五帝本纪》。司马迁认为中国可靠的历史应该从五帝时期开始。在司马迁那个时代，他可以看到很多我们今天看不到的文献记录和各种文物证据，以“太史公”司马迁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他应该不会胡说八道。他在《史记》里边说，五帝以前的事情已经不可考证了，但是五帝的事情我通过文献记录和自己到全国各地游历探访，我认为是大体上是可靠的，我在各种说法里边选取了我认为最靠谱的一种把它记录了下来。所以《史记》就从五帝的时代开始讲了。五帝时代，也就成了比较可靠的中华文明史的开端。

五帝的第一个帝，是黄帝，“黄色”的“黄”，炎黄子孙的黄。黄字在甲骨文里面是这样的：。中间是一个靶子，被一个箭头射穿。黄帝，就是擅长射箭的部族领袖。黄帝所在的被称为有熊氏，他们应该是善于捕猎甚至驯化狗熊。

黄帝和“三皇”的最后一皇——神农氏是有交集的。这个交集，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神话与历史的分界线。

相传，神农的后人组成了一个部族，后代称之为神农氏——注意，我们这里用的词是部族，不是部落。因为不管是神农国还是黄帝部族，都是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族群的概念，而不是原始部落的概念。神农氏和黄帝族都是人口规模很大、文明比较成熟的族群，而且是以农业耕作为主的文明，不是游牧文明或以采摘为主的原始部落。原始部落和国家的分界点应该就是从神农开创农业技术开始的。

农耕技术发明后，我们的祖先就可以在某个地方大规模的定居。农业生产比狩猎或者采摘可以获得更多更稳定的食物，有很多劳动力就可以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开始从事手工业、建筑等方面的工作，还修建了大规模的城池，这就大大超越了部落的概念，而跟国家的概念更为接近了，因此也有学者将这些上古部族称为邦国，也就是城邦国家。但比黄帝时期晚了约一千八百年的古希腊诸国也是城邦国家，其文明发育程度当高于黄帝时期的中国部族，为避免混淆，所以还是以部族命名更为合适。

上古部族的存在，是有考古证据的。现在的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超大规模史前古城应该是浙江余杭一带的良渚古城。考古学家对良渚古城及其周边遗址的出土物品的碳14进行测定，最早的时间可以追溯到距今5300年以前，最晚的也在4500年以前。良渚文明至少从5300年前到4500年前存在了八百年的时间。

整个良渚遗址的分布面积达34平方公里。其核心良渚古城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城墙底部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宽度40-60米，基础以上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部分地段地表以上还残留4米多高城墙。共发现六座水门。城市的普通居民住在城的外围，贵族住在城中央的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土台上。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

良渚文明肯定是一个很大很成熟的农耕文明，已经发现了有稻谷种植的遗迹，还有石头做的镰刀和耕地用的犁出土了，此外还有形式多样的玉器、陶器制品。

另外，还有陕西榆林附近的石峁古城及其周边的石峁文明遗址群，距今也有4000多年。还有山西临汾的陶寺古城，山东济南附近的龙山文化遗址等，距今大概也是4000多年。此外还有很多史前文明遗址不断的被发掘出来。这都说明，在夏朝以前，中国大地上存在着许多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城邦。这些城邦之间互相征战，这就是三皇五帝传说的真实历史背景。

这些上古部族文明存在的时间，完整的涵盖了《史记·五帝本纪》记录的从黄帝到尧舜的时间。在夏朝之前。这些古城遗址里都有大量的农业耕作的工具出土，其中石峁古城还发现了青铜器的制作工具，还有城墙和排水沟的遗址，说明他们都是十分成熟的农耕文明。古城及其周边当时至少有成千上万在这里聚集居住，而整个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遗址群则可能居住着数万甚至十多万人口。只有建立了类似于国家的组织体系，才能修建起来这么大规模的城市。

现在，考古学家们正在尝试把良渚古城、石峁古城、陶寺古城、龙山遗址等等这些上古时代的遗址跟三皇五帝的历史记录对应起来。有人认为良渚古城可能是伏羲氏或神农氏族的都城、石峁古城可能是黄帝部族的都城、陶寺古城可能是尧舜时期的都城。

这种具体的每个古城对应哪一个上古传说中的人物或城邦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但不管怎么说，从大的时间轮廓上讲，五帝时代的历史记录和考古发现能对的上。我们因此可以知道，《史记》中记录的五帝时期的故事，它的大体轮廓，在距今五千到四千年之间，在我们中华大地上，真实的发生过。尽管其中的细节哪些是真实的，哪些不那么真实，现在已经不太可能搞得很清楚了。

我们把古代文献的记录和今天的考古发现对应起来，大体可以得到这么一个五帝时期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五帝之前最重要的部族，是伏羲氏或者神农氏，他们是最早实现从以狩猎型原始部落向农耕国家过度的族群，建立了史前最发达的文明。他们出现的时间应该是距今五千年之前。但是在距今四千五百年左右，这两个族群慢慢的衰落了。在今天陕西附近崛起的黄帝部族开始强大，通过战争征服了神农部族，也可能还有伏羲部族。

当时，在中原大地上还有一个炎帝部族。炎帝，就是善于用火的部族领袖的意思。有很多文献认为炎帝部族就是神农氏，但也有文献记录炎帝为朱襄氏。朱在甲骨文中为

，在树木中加了一点，表示树干，也可能表示伐木；襄字甲骨文为

，是一个人顶着盘子在播种的形态，还是与耕作有关，炎帝部族应该是善于种植与采摘植物的部族，因而容易与发明农耕的神农氏混淆。神农是三皇之一，考古表明中国人掌握农耕技术的时间远早于炎黄时期，因此他跟炎黄时期的炎帝不可能是同一个人。炎帝部族为朱襄氏的说法更可靠，他们有可能是神农氏的一个分支。

炎帝部族跟黄帝部族也经常打仗，互有胜负。后来，炎帝部族遭到了东边蚩尤部族的入侵。蚩字在甲骨文中为

，上边表示脚趾，下边是一条蛇的形状；尤字在甲骨文中为

，是一个猎叉上面穿着东西的形态，也是“有”字的前身。蚩尤，就是手持猎叉捕猎，脚下踩着蛇虫的部族。从名字来看他们应该来自于气候潮湿、草木茂盛的地区。

炎帝部族打不过蚩尤，被迫选择了跟黄帝部族结成联盟，以黄帝为联盟的领袖。黄帝部族擅长骑射，炎帝部族擅长农耕生产，炎黄联盟形成了一个搭配的很好的耕战组合。经过多次战争，他们终于彻底击败了蚩尤，击杀其部族首领。

随后，炎黄联盟逐步臣服中原地区的其它部族，建立了以黄帝为首的炎黄古国。我们今天自称炎黄子孙，就是这么来的。炎黄古国历史上有五个著名的君主，也就是三皇五帝中的“五帝”。

——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三皇，还是五帝，都不是他们生前自封的尊号，而是后人加上去的。“皇”和“帝”的概念应该形成于西周时期，而且，在秦始皇称皇帝以前，它们都是指的天上的神灵。三皇和五帝的意思，乃是后人认为这些上古部族的领袖是伟大的神灵，下凡来帮助人类的，完成使命后就会回到天上，而不是死亡。

炎黄古国的文明，主要由三支上古族群组成：

第一支是以黄帝和炎帝部族为代表的炎黄族群，发源于西北地区，半耕半牧，流动性较强，善于征战，最终击败其它族群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

第二支是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等地的东夷族群，其农耕历史可能比炎黄族群更为悠久，伏羲、神农的传说很可能就来自于这个分支。蚩尤部族也来自于这个分支。

炎黄族群和东夷族群主要居住在北方几大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共同构成了中原华夏文明。中原文明的特点就是农业耕作，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中国自称华夏，华在甲骨文中的形象是

，就是植物的象征，下边是根、中间是主干、四面是花朵和果实；夏的形象是

，就是一个拿着尖嘴锄的人，金文中的夏字没有了右边的那个农具形象，放到了字体下部，变成了

，上部还是一个人，一手持刀

，一手持耒

。华夏二字，就代表着农业耕作。华夏民族，就是农耕所形成的民族。所谓诸夏，就是早期在中原大地上从事农耕的诸多上古部族的总称。

第三支就是中南和西南地区的南蛮族群，文明较为落后，带有很强的巫术鬼神色彩，一开始是中原文明的威胁，最终融入了中原文明。尧舜时期的三苗，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还有夏商时期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明，都是这一支系的代表。

炎黄古国的版图，根据《史记》记载，最北边到达了蒙古高原、最西边到达了甘肃、最东边到达山东靠近大海，最南边到达湘江，也就是今天的湖南长沙附近。这个版图基本上就把后来数千年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已经都包含进来了。

这个核心区域，主要包括四大可以进行农业耕种的平原；第一是以西安为中心的渭河-关中平原，第二是从淮河流域一直到燕山山脉的华北平原，第三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第四是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这四大平原总体而言气候比较温暖、降雨量也适中，非常适合从事大规模的农业耕作。

这个核心区域的北边，从东向西是由今天北京北边的燕山山脉、山西和河北交界处的太行山脉、以及山西、宁夏、甘肃北边的阴山山脉构成的巨大地理屏障，可以保护中华农耕文明免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西边是青藏高原、南边是云贵高原和大海、东边也是大海，构成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地理空间。

在燕山、阴山以北的蒙古大漠、东北的长白山脉、南部和西南部的山区、还有青藏高原等靠近核心区域的地区，生活着一些文明程度比较低的游牧或狩猎民族，他们受中原文明的影响也很大，这些地区就属于中华文明的外围区域。

核心区和外围区，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大舞台，在未来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英雄人物的故事和壮丽的历史诗篇都将在这里上演。

绝地天通

炎黄古国作为上古国家，还处在国家形态的萌芽阶段，没有很完善的国家政府组织，而更接近于部族联盟，是很多很多的上古部族组成的联合体。

上古的君主，更接近于联盟的盟主或者说是霸主。他不能够向联盟的其它成员收税，也不能任免联盟国的君主或官员。主要特权就是负责召开部族大会，组织大家一起来对抗跨国的自然灾害，特别是洪灾，或者召集各联盟国的军队一起抵抗周边野蛮部落的入侵。此外，在部族之间出现争执的时候，君主可以进行仲裁。

炎黄古国的君主由各个部族推举。黄帝部族是联盟的核心统治力量，黄帝作为联盟的建立者和黄帝部族的首领，君主的职位由他的后代继承。但当时并没有父子继承或者兄弟继承的规定。老的君主去世以后，部族领袖们或者他们的代表就聚集起来开会，从黄帝家族成员中推举大家认为威望比较高、能力比较强的人来担任君主，也就是联盟的盟主。也可能是黄帝家族内部先确定候选人，再由其它部族领袖确认，强势的君主也可以在生前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来指定继承人。

黄帝死后，他的大儿子少昊（玄嚣）继承君位。玄嚣年少的时候，就被黄帝送到东夷族群中最大的部落少昊氏的分支凤鸿氏，娶了凤鸿氏女子为妻，成为凤鸿部落的首领，后又成为整个东夷部族的首领。玄嚣也就改称少昊。这个传说向我们展示了炎黄古国时期中央部族与周边部族的权力关系：居于统治地位的部族通过联姻的方式，将自己的儿子孙子们培养成为其他部族的首领，从而强化中央权威，加强对周边部族的管控。

黄帝还有一个儿子叫昌意。黄帝也是采用同样的办法，把他派到若水——可能是在今天四川的雅砻江一带，娶了当地部落蜀山氏领袖之女昌仆为妻，担任当地部落的领袖，代表黄帝统治西南边疆。

需要注意的是，少昊继承君主位置之后，并没有回到黄帝居住的城邦，而是继续在东夷地区担任部族首领。他成为君主，代表了炎黄部族和东夷部族联盟关系的加强。这也是上古联盟制国家的特点：没有固定的首都，甚至也没有稳定的中央政府组织。

——从这个意义上讲，“炎黄古国”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国家”，称之为“华夏文明共同体”更合适——部族之间已经有了大家属于一个文明共同体的概念，这个概念是相对于更遥远地区的野蛮部落而言的，因此在遭到外部攻击的时候会互相帮助，彼此之间出现纠纷会寻求公认的权威——也就是君主——协调解决。除此以外，不存在类似于首都、中央政府、行政层级、税收体系等其它国家元素。

少昊继位以后，把弟弟昌意的儿子颛顼（音：专须）接到自己身边，辅助自己处理国家政务。随后又把他派往高阳，也就是今天河南开封附近，担任当地部族的领袖。

少昊统治期间，联盟国家内部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统治危机。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联盟部族自立山头，不尊重君主权威。这是开国君主黄帝去世带来的必然结果。古代王朝，强有力的开国君主去世以后，新的君主依靠血缘继承缺乏权威，往往都会出现地方势力的叛乱。少昊以黄帝长子的身份继承君主地位，但没有返回炎黄故地，而是继续留在东夷地区执政，这也可能是导致国家出现混乱的原因之一。炎黄部族为了维持国家统一没有表示反对，但可以想象：身处东方，兼任东夷部族首领的少昊，他的君主权威恐怕很难得到比东夷部族更强大的炎黄部族的尊重。

而另个一统治危机则更深层次一些，就是鬼神迷信思想的广泛传播。《国语》里面记载“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这里的九黎是指的东夷地区的野蛮部落，蚩尤部族也是其中之一。“九”只是多的意思，并不是说只有九个。

这些野蛮部落虽然早已被炎黄联盟击败，臣服于中原政权，但其信仰的原始宗教却在中原地区大规模传播。这可能有点像后来罗马帝国依靠武力征服中东地区，却在意识形态上反过来被中东地区的一神教——基督教所征服。最后罗马帝国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国家。后来基督教进一步统治欧洲，让欧洲在神权统治下度过了长达一千多年黑暗愚昧的中世纪。

九黎原始宗教的广泛传播，给中原地区的社会秩序带来了巨大的混乱。《国语》里面说：“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就是说，人民都被宗教思想给洗脑了，不珍惜现世的生活，将自己的财物和精力大量的用于鬼神祭祀，搞得民穷财尽。有很多宗教神棍借机宣称自己是天神下凡，，“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男的称覡（音：西），女的称巫，依靠各种装神弄鬼的手段，骗人钱财、聚集信众，其影响力已经威胁到了部族领袖的权威。

面对于部族离心和外来宗教思想的冲击，少昊努力应对，但力不从心，无法挽回局面。少昊去世的时候，留下的是一个部族纷争、神鬼乱舞的混乱国家。

少昊死后，颛顼成为君主。他刚一继位，共工氏部族就联合其它部族发动叛乱。共工氏是炎帝的后裔，在炎黄联盟中一直占有比较高的政治地位。看来他们是打算利用少昊部族力量衰落、颛顼刚刚登基地位不稳的空档，从联盟老二的位置变成联盟老大。

颛顼联合其它仍然忠于黄帝部族的势力，在战争中击败了共工氏叛乱联盟，巩固了中央权威。

颛顼，就是上古五帝中的第二帝。少昊由于治理国家无能，未被列入五帝序列。

战争结束以后，颛顼就立刻开始着手解决国家面临的第二个大问题——宗教乱象。

击败共工坐稳君位以后，颛顼很快下了一道“绝地天通”的命令：断绝天地之间的通信往来，未经君主允许，天上的神仙不准下凡，也不准直接向普通人传达上天的旨意，地上的人也不能随便上天做神仙。

这道命令听上去很荒谬，地上的君主怎么能管神仙下不下凡？实际上，颛顼这道命令的意思，就是宣布所有装神弄鬼的神棍都不再拥有神仙附体或者传达神仙旨意的能力。

颛顼的驻地位于中原地区、炎黄部族和东夷部族势力的中间地带，这有利于他平衡双方关系、加强中央集权。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于打击宗教势力是有利的。

“绝地天通”以后，君主垄断了祭祀上天的权利，也就垄断了对神灵意志的解释权。在此之前，君主和部落首领，只是军事统帅和政府首脑，掌握军权和政权，但并不掌握神权或者说意识形态的裁判权。颛顼通过绝地天通的方法，将祭祀之事的重要性予以明确，并进而自然顺势的将其神圣化、规范化、仪式化，一定程度上垄断了祭祀权，将祭祀神权与政治威权相挂钩，禁断民间私人占卜、沟通人神的活动。这就明确了王权高于神权的基本政治原则。

颛顼将手下的官员们进行了区分，一部分专门从事祭祀活动，一部分专门从事世俗事务的管理。这就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世俗特征。《左传》中记载，在颛顼之前，大部族都是“以云纪”、“以火纪”、“以云纪”或者“以龙纪”，或者“纪于鸟”，官员们的名称往往跟部族的图腾——云、火、龙、鸟这些东西挂钩，祭祀事务和行政事务并不加以区分。但自颛顼以后，“以民师而命以民事”，神鬼之事和行政事务分开管理，管理祭祀的被称为“司天”，管理农业耕种的称为司土（后来成为司徒），管理马匹军需的称为司马，管理工程的叫做司工（后来称司空）。司天的职位慢慢被虚化，而司徒、司马、司空“三司”成为了政府高级官员的标准设置，奠定了中国世俗政府管理的雏形。

从此以后，在这一政治原则的引导下，在世俗政权的威权统治下，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宗教色彩不断淡化，宗教影响力在社会生活中始终只能居于次要地位。这就奠定了中国社会、中华文明的世俗化特征，使得中华文明走出了一条跟世界上其它主要文明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我们时常会被问道，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它和世界上其它文明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如果这是一个单选题，那么答案显然只有一个，就是：中华文明是世俗文明，而其它古文明不是世俗文明，是宗教文明。印度文明中祭司是最高等级的统治者，埃及法老也必须依靠祭司维持其权威，后来的基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等主要文明大系，就更是典型的宗教文明了。古代社会，只有中国的统治阶层中，一直没有祭司或教士这个阶层，只有皇帝、国王、贵族、军事勋贵、官吏、地主豪强等世俗阶层。宗教高层最多只能算是统治阶层的附庸。君主的统治合法性，不需要通过宗教仪式或宗教领袖授予来获得。

世俗化社会的优势就是能够更好的包容科学技术进步和多元化的政治经济思想，有利于社会进步。地中海沿岸的希腊文明，宗教地位相对较低，可以算是准世俗文明，发展出来了比较发达的科学技术知识，但是它只存在了几百年就被毁灭了，后来被基督教文明取代。在基督教的统治下，西方文明出现了巨大的倒退，长期处于的科学知识和社会发展停滞的状态，在黑暗的中世纪生活了一千多年。而中华文明由于“绝地通天”所开创的世俗化原则，驱散了宗教的统治。虽然在此之前，中华文明的发展程度落后于埃及中东地区，但此后发展大大加速，很快就迎头赶了上来，最终在中古时代成为了世界上最发达的文明。

帝喾盛世

颛顼死后，由他的侄儿帝喾继位。帝喾继位的情况跟颛顼一样，都是先以侄儿的身份辅助君主，然后被分封到一个部族担任首领，最后继位。

帝喾的时代是一个太平盛世，这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经过三代君主的辛苦经营，联盟国家内部的秩序已经趋于稳定，黄帝部族的统治权威得以巩固，很少再有部族造反的情况发生，人民安居乐业，天下太平。

帝喾的时代中国没有发生什么值得一提的大事。但作为盛世君主，他也被列入了五帝序列，是其中的第三帝。

尧舜时代

帝喾死后，后面的许多位君主都未能进入五帝序列，有的甚至没有在传说中留下记录。我们不知道炎黄古国到底以部族联盟的形式存在了多长时间，传了多少代君王。只知道五帝中的最后两帝，是炎黄古国的最后两位君主——尧和舜。

尧字的甲骨文是

，像一个人

肩扛

着陶器

。尧字跟烧陶器的“窑”发音相同，它实际上就就是窑字的来源。尧所在的部落被称为陶唐氏，唐字的甲骨文是

，表示

（头朝下的“人”）用桶

在水塘

提水。这说明尧所在的部族擅长烧制陶器，而且应该是比较大的陶器，可以用来从水塘里打水的那种。

尧担任君主的时候，黄河爆发了全流域的大洪水。他派遣名叫鲧的部族首领去负责治理洪水。鲧也是黄帝家族的成员，从他的名字来看，他所统治的部族应该居住在江海湖泊附近，以善于捕鱼而著称，这可能是他被委派去治水的主要原因。

但捕鱼高手鲧治理洪水的效果并不好，这可能降低了尧和整个黄帝部族的威信。据《竹书纪年》记载，在尧衰老不堪的时候，有虞部族的领袖舜发动政变，囚禁了尧和他的儿子朱丹，登上了君主之位。鲧被从治水现场抓回来杀掉，以平息各部族对治水失利的不满。有虞部族属于东夷族群，舜的上位标志着东夷族群重新崛起。

——后来的儒家学者坚持认为是尧自愿把君主之位“禅让”给舜的，禅让的原因是朱丹荒淫无耻，尧才决定把君位让给贤能高尚的舜，这种说法不太符合常理，可信度不如前者。

舜的甲骨文是

，上面是一个月字，“月”在中文中一直代表肉的意思，肺、肝等跟内脏有关的都是月字旁；中间是火，代表烤肉；下面是一个餐字的左上角的字型，代表抓着吃的意思。舜字就是大家围着火吃烤肉的意思。舜所在的部族被称为有虞氏，虞字的金文（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形状是

，是虎头

，下边一个人在笑或是大声说话

，表明他们经常捕猎老虎，将虎头或虎皮用于祭祀娱乐等活动。舜所在的部族应该是一个善于捕猎猛兽来烤着吃的族群。

大禹治水

舜虽然掌握了政权，但黄帝家族在各大部族中的神圣影响力还在。尤其是在鲧死后，他的儿子禹接过父亲的职责，继续主持治理大洪水。舜可能认为主持治水是个找倒霉的事，因此没有加以反对。

禹的金文形状是

，它的中间是

，代表蛇虫，被

贯通，

就是用手抓捕之意。禹，就是捕蛇能手的意思。后来的“疑古派”大师顾颉刚根据金文上“禹”字的形状认为：禹这个人根本不存在，而是代表蛇虫之类的野生动物。被鲁迅看到，写文章讽刺说历史学家研究来研究去最后说“禹是一条虫”。传为笑谈。顾颉刚还要起诉鲁迅，说鲁迅歪曲了他的意思，造成了名誉损害。但其实顾颉刚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没有直接说是一条虫，而是说是一种动物。差别不大。从上古圣人的名字来看，禹字既代表捕蛇，又代表一个人，这并不矛盾。在文字初创的时代，大部分人的名字肯定是没有对应的文字可以书写的，能被叫出来但没法写出来。只有领袖人物才会得到一个可书写的名字，这个字有时候可能就是专门为他造的，表明他的特长或者他所在的部族的特征。按照顾颉刚的逻辑，那黄帝就该是一个箭靶、炎帝就是一堆柴火，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古文献记载，鲧一直试图用堵住洪水缺口的办法来治理洪水，最终失败。禹吸取鲧的教训，改为以疏通河道为主，经过九年的辛苦努力，终于治水成功。禹在这九年间以治理洪水为名，走遍了黄河沿线，跟各大部族建立了亲密的关系，默默为从舜手中夺回原本属于黄帝部族的权力打下政治基础。

——西方文化中也有有关大洪水的传说。《圣经》里面记载：上帝决定用大洪水来惩罚不信仰它的人，但有个叫诺亚的人因为行善而被允许活下来，上帝提前通知了他。诺亚于是提前造好方舟，把自己的家人和一些动物装进方舟，因而得以从大洪水逃生。东西方大洪水的传说代表了世俗文明和神圣文明对待自然灾害的态度：一个是迎难而上，以智慧和勇气战而胜之；一个是祈祷神灵宽恕和解救，苟且偷生。这种差异表明，中国能在古代世界长期称雄，并成为唯一传承下来的古文明，绝非偶然。

舜没有杀掉尧的儿子朱丹，而是按照当时的惯例将他放逐到南蛮地区。这在政治上是一个错误。即使杀掉朱丹可能造成不利的政治影响，也应该长期囚禁或软禁。放逐对普通罪犯来讲是一种惩罚，对这种高级政治犯来讲就等于放虎归山。我们应该还记得黄帝曾经把自己的小儿子昌意派往西南方的若水担任部族领袖的往事，后来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国君也声称自己是黄帝派来统治南方的，这说明黄帝家族一直注意对南方的控制。朱丹被放逐到南方后，很快就得到了诸多南蛮部落的政治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朱丹在诸多南蛮部族的支持下，带兵北伐，试图夺回君位。

舜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犯下大错，只能亲自带领各部族军队前往征讨。双方在在湖南地区交战。舜取得了胜利，南蛮军队大败，朱丹不知所踪。战后，舜下令将叛军的主力——三苗部族迁往西北三危地区，即今天甘肃敦煌三危山附近。这就是上古传说中著名的“舜逐三苗于三危”的故事。但南蛮部族并不甘心失败，等到舜晚年的时候，南方再次爆发叛乱。舜第二次南下亲征。这一次征战不太顺利，舜死于征途，被埋葬在了今湖南宁远县的九嶺山。直到今天，我国湖南地区还流传着舜的两个妃子到洞庭湖寻找舜帝的传说——据说两个妃子在北方长期得不到舜帝的消息，决定冒险前往南方寻找，在湘江洞庭湖得知舜帝已经去世，泪如雨下，滴在了洞庭边上的竹子，留下斑斑泪痕。洞庭湖边带有斑点的竹子因此也就被叫做“湘妃竹”。

南方的叛乱让各大部族领袖意识到，非黄帝家族的人担任君主，其权威不足以维持国家稳定。舜去世后，禹依靠治水的威望，在诸部族的拥戴下，夺回了原本属于黄帝家族的君主之位，复辟成功。南蛮部族的叛乱也就自动平息。

——儒家学者这次没说舜是禅让，因为舜死于征途，不具备玩禅让的客观条件。但他们坚持认为舜在生前就有强烈的“禅让”意愿，而禹一再推辞。舜去世后，禹找了个偏僻的地方躲起来，以便让舜的儿子继位，但诸侯们拒绝拥立舜的儿子，不辞劳苦到禹藏身的地方把他请出来。禹勉为其难，答应了大家的请求。儒家学者的这种说法，显然也很不合常理，与《竹书纪年》相矛盾。我们仍然倾向于认为后者更接近历史真实。

建立夏朝

大禹继位以后，为了防止君主的位置再次被黄帝家族以外的部落领袖篡夺，决定改变传承数百年的部族推举制。

尧舜时期全流域的大洪水必须跨诸侯国进行物资调动和人员的组织。这种组织力量原本是各个部族的领袖们一定会竭力抵制的，但是面对大洪水，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暂时性的把调动物资、民夫甚至可能包括军队的权力交给负责治水的禹。禹利用治理黄河的契机，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建立了很高的威望，这为他推动国家体制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大约距今4000年前的时候，初登大位的禹召开诸侯会议，命令全国各地所有的部族首领都必须来参加。防风氏部族——听名字他们可能最早发现了一些治疗风寒的药物——的首领晚到了几天，大禹就下令把他杀掉。这种君主因为如此微小的过失就杀掉一个部族首领的事情，在历史上可能是头一次出现。这极大的震慑了各个部族。会议上，部族领袖们被要求向禹行跪拜扣头之礼，表示绝对的臣服。

大禹对炎黄古国的体制进行改革，最重要的是削弱了部族的势力、并建立了一套比较标准化的上贡体系。很多部族的地盘被减少，剩余出来的被分封给了大禹的儿孙或者中央政府的贵族，分封制逐渐取代联盟制成为了国家的基本制度。同时，他要求被分封的诸侯和原来的部族都必须根据本地的物产和距离首都的远近，每年上交中央规定数量的物资，以作为中央政府运转和供养军队的费用。

这样，一个国家的财政税收体系的雏形被建立起来了。中央可以利用诸侯上贡的财物建立更强大的军队，这就在根本上增加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在此之前，君主只能依靠本部族的力量来确保其它部族的服从，这种权威的根基非常薄弱。上贡体系建立起来以后，君主的力量就不再只依靠自己的嫡系部族，而是依赖于上贡制度带来的财物，这就可以确保君主掌握的经济实力稳定的超越各个部族和分封诸侯。

大禹确定了君主的称号——国王，还给国家定了一个国号：夏。大禹也就成了夏国王。这标志着炎黄古国的终结和夏王朝的建立，以部族联盟为主要特点的上古国家也就被以国王世袭和分封上贡体制为特点的封建制国家所取代了。这是一次巨大的政治进步，强化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其历史意义跟后来的秦始皇统一六国，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是一样的。

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夏启宣布继位。禹的执政官——相当于总理、同样来自黄帝家族的伯益反对这种未经部族领袖们推举就直接世袭的做法，举兵造反，被夏启镇压了下去。伯益被杀。君主世袭制遂最终确立。

三皇五帝的时代结束，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开始了。

发现甲骨文

夏商周三代的特点就是君主世袭制和分封制，这三个朝代总共存在了大约两千年。关于夏朝和商朝的情况今天保留下来的史料已经很少了，我们只是知道它的帝王世系以及建立和灭亡的大概时间。

现存记载夏商时期历史的最早史料应该是《竹书纪年》，成书于战国时期。《竹书纪年》采用的是流水账形式，哪个国王的哪一年发生了什么大事，非常简略，一般每隔几年才会有一句话，是非常严肃的官方史学记录，不是对故事传说的整理。

尽管如此，但还是有学者认为夏商是一个朝代而不是两个朝代，夏的国王可能并不存在，只是商朝早期的一个称号。因为现在发掘出来的被认为是夏朝首都的二里头遗址，没有发现成规模的文字；而商代遗址出土的甲骨文，也都没有提到之前有夏这么一个朝代。因此也有学者把夏朝时期的诸多考古成果称之为“早商时期遗址”。

夏时期的遗址中没有发现大规模的文字记录，这是我们研究夏朝历史的一大遗憾。有可能是夏没有像商一样用龟甲刻字占卜的习惯，他们把文字都刻在了木头或竹片上，这些载体无法在地下掩埋数千年以后还能保存文字的痕迹。

有关夏和夏之前的历史，最终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再由后人整理成文的，因此不能称之为信史，但也不能完全斥之为神话传说，只能称之为半信史。不管怎样，甲骨文和当前的考古都表明，在文献记录中的夏朝存在的年代，中原大地上确实有发达的文明活动。夏朝的情况与《竹书纪年》等传世文献在多大程度上相符，不影响我们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追溯。

夏王朝大约存在了五百年，在距今大约3600年左右，东夷部族的商部落造反，攻入夏王朝首都、杀掉了夏朝最后一位国王桀。夏朝灭亡，商朝建立。商部落自认为是舜帝的后裔，他们祭祀舜和黄帝，但不祭祀黄帝家族的其它上古帝王。《国语》里面说“商人禘舜”，这里的“禘”就是祭祀的意思。

“舜”字甲骨文中前面往往会加上“高祖”二字，是甲骨文中地位最高的祖宗神。甲骨文中黄帝被称为“黄”或“黄尹”，尹字就是古君字。“帝”的称号在商朝还没有出现，五帝都是后来的周人追封的。商人对“黄尹”的祭祀规格也很高，超过了国王。除舜和黄帝外的其它炎黄古国时期的上古人物，都没有在甲骨文中被发现，虽然有尧字，但不是作为人的代称出现的。

商朝早期的历史跟夏朝一样难以考证。考古学家在二里头夏都遗址附近发现了一个比二里头规模更大的商朝早期城市遗址，它兴盛的时间跟二里头衰败的时间正好接的上。这应该是商灭夏之后兴建的新都城。但此后商朝的都城也跟夏朝一样，总是搬来搬去。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商都大都位于黄河中下游，而黄河每隔数十年或上百年就要改道一次，造成地理形态的巨大改变，逼着商国王不停的营建新都。一直到距今3300年左右，当时的商王盘庚为了躲避黄河水患，再次从山东曲阜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西北），才算稳定下来。到了十二世纪初，考古学家们在这里挖掘出了殷都的遗址，并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和青铜器。其中尤以甲骨文的出土意义最为重大。

甲骨文，顾名思义，就是刻在龟甲和其它动物骨头上的文字。跟木头、竹片等不同，甲骨可以长期保存，因而铭刻其上的古文字有幸到今天还能被我们通过考古发掘看到。甲骨文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文字，已经发现的字就有四千多个，被破译的文字两千多个。这已经足够表达非常丰富的思想。今天，一个初中文化的中国人一生所使用的汉字也就两千来个。这种高度成熟的文字体系在产生之前，必然经历过至少上千年的发展。由此可知，中国人进入文字时代的历史不会少于五千年，从文字角度表明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的论断是可靠的。

甲骨文是用途是商王占卜只用，因此很少讨论历史事件，主要都是记录的商王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刻到甲骨上向神灵请求指示或保佑。有理由相信，当时肯定还有很多其他文字载体用来记录行政命令或历史事件，但都未能像甲骨一样保存下来。

尽管如此，甲骨文中的记载还是与《国语》、《史记》等传世文献中的记录可以互相印证。证明了古代文献记录中有关商朝中期以后历史的可靠性。中国历史也就自此从半信史时代进入了信史时代。

文献与考古

信史时代之前的上古传说，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文献最早也都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虽然这些文献很多，而且可以相互印证。但单纯文献的印证还是不像出土甲骨文这样够有说服力。因为这些文献所依赖的信息来源可能是各种民间传说，从黄帝到尧舜禹再到夏朝的故事到底有多少真实多少虚假，我们无法证实。

通过田野考古，我们已经掌握了许多史书上记载的从三皇五帝到尧舜禹、夏商周时期的遗址。但在甲骨文出现之前的遗址，都没有可系统解读的文字出土，也就无法为我们提供可与上古传说相互印证的资料。

目前来看，在甲骨文之前即使还有文字记录埋藏在地下没有被我们发现，也必然是十分简单的，无法承载很详细的历史信息。也就是说，即使再过几十年上百年，把埋在地下的遗址都挖出来，也不太可能再像发现甲骨文一样，发现能印证传世文献的原始文字记录了。我们讲中国半信史时代的历史，可能永远都只能是两条线：文献一条线、考古一条线。这两条线有一些地方可以互相印证，但很难合二为一，构成一套完整可靠的历史叙事。它们是一种互补但分离的关系，两条线都有自己独立的价值，都能反应一部分历史的真实。

下面这张表就是把文献和考古进行对照的一个简要总结：

对半信史时代的历史，我们现在只能把文献和考古成果在时间上的对应起来，知道在传说时期，中华大地上确实存在相当繁荣的上古文明。把田野考古的成果、传世古文献的记录和现代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结论相结合，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应该是：中华文明是独立起源的，而不会是来自于埃及或两河流域的次生文明。从现代智人到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原始部落到上古部族，从部族联盟到分封制国家，从简陋的刻画符号到象形文字，从简单的陶器到精美的青铜器，从狩猎采摘到农业耕作，每一步我们都没有空缺。现代中国人的基因，与七千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的基因有明确的传承关系。中国人的祖先在文字和青铜工具诞生以前的石器时代就已经生活在中国现在的土地上，而不是来自于其它地区。中华文明是完全独立起源的。

基因与文字

中华文明上古的历史，主要就是炎黄族群与东夷族群的争霸史。最早的源头应该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起源于中西部，黄河中上游；大汶口文化位于东部，黄河下游。这两种文化的标志都是彩陶。

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交融，最终在距今5000-4500年前形成了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又分为东西两支，陕西、山西、河南等地的是炎黄族群，山东、江苏、河北等地的是东夷族群。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五百年前，东夷族群中的良渚古城（可能的伏羲氏或神农氏都城）文明、蚩尤部落被炎黄族群击败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数百年后，来自东夷部族有虞氏的舜囚禁尧夺取君权。禹建立夏朝是炎黄族群的再反击。夏朝立国约五百年后，来自东夷族群的商部族再度反攻，夺取天下。

被东夷人夺走统治权的炎黄族群从未甘心失败。在陕西岐山的周部族，他们自称是黄帝家族的后裔，经过数人的艰苦创业，势力逐渐强大，不断吞并周边部族。大约在距今年3000年左右，准备成熟，周武王宣布商国王纣残暴荒淫，带领诸侯联军进攻商朝首都。双方在首都外的牧野这个地方展开决战，中央军大败，周军攻入商都，杀掉纣王。商朝灭亡，周朝建立。炎黄族群再度夺回国家统治权。

此后，随着部族势力的消亡，炎黄族群和东夷族群终于完全融合。这场长达数千年的东西争霸战也就拉上了序幕。今天的中国人，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分析，同时继承了炎黄族群和东夷族群的典型基因。出土的古人骨检测表明，仰韶古人的特殊基因和龙山古人的特殊基因是今天中国人主要的基因特征来源。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存在至今的完整且独立的文明体系。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其历史都不能构成像中国这样完整的文明传承体系。其最典型的标志就是中国的文字是一直从象形文字演化而来形成的方块字，除此以外其它所有国家都是使用的表音文字，包括受中华文明影响的韩国日本等等。文字在诞生之初，一定是以象形文字的面貌出现的，原始人类不可能一下子就创造出抽象的元音和辅音字母然后将它们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拼写。他们肯定是把自己看到的东西画出来，从图画逐渐演变成文字。拼音文字，是原生文明周边，那些没有自己创造文字的野蛮部落，借用了象形文字的符号，用来拼写自己的发音。所以日文韩文都是表音文字，他们就是借用了汉字的符号，用来把他们日常交流的发音拼写出来的。

简单来说，就是：象形文字代表原生文明，拼音文字代表次生文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变成表音文字，说明真正创造文字的文明被外部蛮族消灭了。这种“消灭”跟中国古代那种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然后汉化的模式不同，入侵的蛮族没有继承原生文明的文明体系，不过利用原生文明的象形文字符号拼写自己的语言罢了，而原有符号代表的含义则被完全抛弃。只有一个没有间断过的文明，才能直接继承从远古刻画符号发展而来的象形文字。当今世界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能代表原生文明，其它都是次生文明。

从考古成果可以看出中国在信史时代以前的发展脉络，很多历史学家称之为“花瓣式”演进模式。也就是在中国的东南西北都各个地方，都有石器时代的上古部落或部族在活动，发展出来了多元的上古文化。包括东边的大汶口和龙山文化、西边的仰韶文化、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东南地区的河姆渡文化、西南地区的三星堆文化、西北地区的石峁文化等等。

这些多元文化就好像花瓣一样，围绕着中华文明的中心——中原地区。它们经过数千年的交流、征战，最终孕育出来了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中华文明。中国最古老的统一国家——夏朝和商朝的都城也就都位于这些花瓣的中心，它们都是华夏大地上多元上古文化冲突与交流所结出的果实。

总之，中华文明独立起源、完整传承的主要证据包括：

1. 分子人类学的DNA证据，

2. 田野考古的遗址和出土文物证据

3. 古史纪事的文献证据

4. 象形文字演变证据。

这些证据自身逻辑链条完整，且彼此之间互相支撑，没有矛盾，构成了完整的、有力的证明链，使得任何关于中华文明外来的说法都不具有需要单独予以反驳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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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晓鹏，重庆江津人，经济学博士，著有《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和第二卷，中国发展出版社。

致谢：本文的写作受到了文行先生《三皇五帝及夏朝建立的历史轮廓》一文的启发。

主要参考文献：刘莉、陈星灿 《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三联出版社，2017；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