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支持人贩子一律判死刑（修订版）

李晓鹏

“人贩子该不该一律判死刑”的争议起来以后，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包括很多自诩稍微懂点法理学知识的人，都是一边倒的反对，占到了大众情绪的对立面。似乎只要知道“死刑会让人贩子杀人灭口”这个道理，就可以站在精英的立场上鄙视人民群众，认为自己拥有高人一等的智慧学识一样。简单来说，就是“终于找到了智商上的优越感”。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死刑会让人贩子杀人灭口”这个道理实在太简单、太容易想到了。所以你知道这一点，并没有什么特别聪明之处。而那么多转发支持的普通人，也未必就都那么愚蠢。

按照我们这些法学专家、聪明人士的逻辑，死刑会让人贩子杀人灭口，那么“杀人偿命”也是不对的，因为反正杀一个人也是死、杀两个人也是死，所以杀人犯在杀一个人之后就会顺便再多少几个找平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就应该规定杀一个人不判死刑，杀两个人才判死刑。这样杀人犯就不会杀第二个人了。

但是，如果杀人犯正好杀了两个人，那么，他知道自己一定会被判死刑，那么再杀第三个也无所谓……这样一个一个往下推，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杀人不应该判死刑。昆明火车站砍杀了几十个人的恐怖分子当然也不该判死刑，因为如果判了死刑，以后恐怖分子杀人的时候就会下手更狠……

总之，如果这些专家们的逻辑是正确的。那么，为了避免犯罪分子做出更可怕的事情出来，我们必须向他们低头、屈服，制定更宽松的刑罚，杀一个人判一年，杀两个人判两年……直到无穷尽。这样他们才不会因为无法增加刑罚而肆无忌惮的继续犯罪嘛，对不对？如果杀100个人判死刑，那么他就会杀101个，所谓为了拯救这第101个人的生命，我们就干脆让那100个人白死了算了。

最近几年发生过好多起这种案子：某贪官因为和情妇闹矛盾，情妇想要举报他，被他知道了。他就提前把情妇杀了。按照专家们的逻辑：为了避免这个情妇被杀掉，拯救这个年轻可爱的生命，我们最好是不要反贪污，允许官员包养情妇、收受贿赂，这样不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不是吗？

我前面的逻辑推理，有一些夸张的地方。我是想通过这种夸张的方式来提醒大家：专家们的这一套逻辑是有问题的，是有它荒谬之处的。

它的荒谬之处就是：只看到了更严厉的刑罚可能会让犯罪分子反抗，去没有看到刑罚可以震慑犯罪分子，消灭潜在的犯罪。它不敢或者不愿意承认：打击犯罪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任何想要打击犯罪的行为都一定会遭到犯罪分子的反抗。这种反抗一定会带来损失甚至牺牲，犯罪分子不仅会因为害怕死刑而杀人，他们还会因为害怕坐牢而杀人、害怕罪行被曝光而杀人……在敢于铤而走险贩卖小孩的人看来，自己的一点点微小的利益都比别人的生命重要。之前有过一个案子，一个小孩因为太聪明，被人贩子抓住以后，问起父母家庭地址来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些个人贩子害怕卖出去以后他会想办法逃跑或报警，就把他用麻袋装起来丢进河里活生生的淹死。

这可是在没有规定“人贩子一律死刑”的情况下发生的案例，这些人贩子为什么还是要杀掉孩子？我们的法律专家、以及那些在这场争论中体验了一把智商上的优越感的同志们，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吗？

按照专家们的逻辑，为了避免人贩子杀掉被绑架的小孩，我们是不是应该规定人贩子无罪？随便抓、随便卖，这样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嘛，就不会杀人了。从根本上杜绝了人贩子杀人的问题，不是吗？

对严重影响社会安全的犯罪现象，必须要进行严厉的打击。这种打击就好像是一场战争，而战争一定会有伤亡。如果害怕付出牺牲，那么我们就只能向敌人投降。所以，考虑死刑的适用范围，不能简单的做定性分析：由于死刑会导致犯罪分子杀人，所以就不能这么干。而必须做定量的思考：如果大大加强死刑的执行力度，那么由于死刑的威慑力，降低的人口贩卖行为带来的小孩生存的数量，跟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抓捕而杀掉的小孩的数量，哪个更高？

如果前者的数量可以远远高于后者的数量，那么就应该不断的扩大死刑的执行范围；反之，如果专家们能够证明，后者的数量一定大于前者，我们才能说，不能这么干。

法律规定，人贩子不论贩卖多少人口，一律判处死刑，至少有以下好处：

首先，极大的震慑人口贩子，可以让大量潜在的人口贩子在选择第一次犯罪之前就放弃犯罪。

也就是说，跟“杀人偿命”一样，如果在社会上建立起“贩卖人口死刑”的普遍认识，就会有大量为生计所困的人，不会选择铤而走险的去贩卖人口。这将极大的降低贩卖人口的犯罪发生率，拯救无数的家庭和孩子；

第二，死刑的威慑力有利于犯罪分子自首并交待犯罪团伙的其它成员。

由于法律规定贩卖人口一律死刑，同时，我国刑法也明确规定，对于自首、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一旦一个犯罪分子被抓获，他就面临一个活下去还是被枪毙的选择：如果把犯罪团伙所有人都供出来，就可以减轻或从轻处罚，也就是免除死刑；如果不供出来，就会被枪毙。

对于这些知识水平非常低下的人贩子来说，你跟他说什么判十年还是八年的区别，他未必会因此就把同伙供出来，因为多两年少两年的威慑力不大。反之，死刑还是飞死刑对他们来说，很容易理解并且做出选择。

有了这样一个强大的威慑武器，公安机关就可以顺藤摸瓜，破获更多的人贩子犯罪团伙。

以上两条，都可以大幅度的降低人口贩卖的犯罪。拯救无数的小孩和家庭。至于说，“为了防止被抓获后死刑，人贩子就会杀小孩”，也只能做定量的分析：

首先，在现在的惩处力度下，人贩子为了避免被抓住，也会杀小孩。不会因为说没有“一律判死刑”这条规定，人贩子就觉得只能小孩能活下去，自己坐个几十年的牢无所谓了。如果他们又这觉悟，就不会去贩卖人口了。所以，“一律判死刑”的规定只是会增加这种可能性，“有这一条规定，人贩子就要杀小孩；没有这条规定，人贩子就不杀小孩”的逻辑是不成立的。

其次，人贩子杀小孩并不一定能降低自己被抓住的风险。

即使规定了贩卖人口死刑，公安机关由于时间精力的限制，在破案的时候也会有所选择：如果小孩活着找回来了，那么公安机关就不会全力去破案把人贩子抓住；反之，如果小孩死了，这就是杀人的命案，公安机关就会追查到底。所以，人贩子即使在“贩卖人口一律死刑”的规定下，杀掉小孩也并不一定是最优选择。

上面这些因素，我们的法学专家们在众口一词的声称“贩卖人口一律死刑”不可行的时候，认真考虑过吗？

一直以来，中国就有“乱世用重典”的习惯，这是几千年的历史总结出来的经验。我相信我们的古代政治家们大部分都不是笨蛋，不会连“重典会让罪犯用包括杀人在内的各种手段来对抗执法”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到。但是，历朝历代，还是都认可了这一条道理并且认真执行。这说明什么呢？这不是说明我们古代的政治家很笨，而是说明历史的实践一再表明：虽然重典会增强犯罪分子的抵抗，但是跟重典的威慑力带来的犯罪下降比起来，这种抵抗的破坏程度要大大低于减少犯罪带来的好处。

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判断，我认为，在贩卖人口的犯罪形势非常严峻，严重威胁到家庭安全感，人民群众呼声高涨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加大对“人贩子”的死刑执行力度。“人贩子一律死刑”是一种可能的选项，不能简单排除。它代表了人民的呼声和要求，必须加以重视，

至于它的这种精神具体如何体现到法律条文里面，可以交给法律专家们去研究。比如说，虽然是“一律死刑”，但是如果能够供出以前贩卖的别的小孩的去向，那么不仅不会因为贩卖数量增加而判处死刑，反而可以以自首、立功的名义免除死刑。这样不是反而可以救出来更多的小孩吗？对不对？检察院也说了，有很多父母卖掉自己的孩子，对这种情况，当然不用判处死刑。等等。

只要把这些具体的情况考虑进来之后，对贩卖人口的罪行，跟“杀人罪”一样，优先采取死刑，然后再根据有无从轻情节来判处无期或者有期徒刑。这样做，我看是非常合理的。我们的法学专家们，为什么要如此急吼吼的站出来把人民群众的呼声批判一番，而不是实事求是的来分析这种呼声背后的合理性呢？这种现象，是让我感到很悲哀的。

通过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很多的专家学者，包括很多自诩有点文化法律知识的人，都应该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被西方的法治思想“洗脑”的太严重了，以至于妄自菲薄，忘掉了一些基本的常识，连如此强烈的人民呼声都给简单忽视了？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过四年法律。课堂上讲的全都是西方的那一套东西，一切以西方法治原则为标准。中国法治思想史和中国法制史几乎没人认真听。长期的教育下来，我们的法律专家们，以及上过这种课的学生——也包括我自己，都存在一种偏见，以为中国人居然连“死刑会让犯罪分子杀人”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而西方法律思想则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但我现在不再这么简单的去接受了：对西方的法治原则，不能盲目崇拜。他们有一些先进的、更符合人性的东西值得学习，但也存在简单僵化的问题。中国人的法治理念，跟西方有区别，二者应该互补，而不是简单的用西方的来否定我们自己的法治观。

比如，所谓“法治常态化”的思想，就跟中国“乱世用重典”的思想是矛盾的。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呢？

对此必须要辩证的来分析：法治常态化，有利于限制行政权力、司法权力的滥用，给这些权力立下规矩，有利于保护人民的权利免遭政治权力的侵害；但是，另一方面，行政司法权力也有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作用，如果限制的太死太刻板，这些权力被捆住手脚，犯罪分子就可能钻空子，反而给人民造成更大的伤害。

所以，当治安形势特别严峻，或者某一种犯罪问题特别突出的情况下，就有必要突破一些常态，让行政司法权力可以更严厉的打击这种犯罪。

我们以前搞“严打”，对社会治安的好转起了很好的作用。但近年来，法学界的主流思想则一致认为：这是严重践踏人权法治的行为，为什么同样的犯罪，严打期间就判的更重呢？很明显不人权不法治嘛。

我看这里面的道理没有那么简单。“严打”，就是为了保护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安全，为此不得不侵犯一部分犯罪分子的人权，大的方向是正确的。在正常情况下，在人民群众的安全可以比较有保障的情况下，我们要考虑一下犯罪分子的权利，这是正确的。但如果治安形势严峻到这两种权利无法兼顾的时候，我们改怎么选择呢？

我认为，应该毫不犹豫的选择前者。那些一味的简单认为，任何情况下都要尊重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想法，是一种幼稚的“圣母思想”，一种有害于社会的法治幻想。在这种严厉打击犯罪的风暴中，有人被冤枉、被错判，是在所难免的。为了彻底避免这种冤枉，我们就不能发起这种严打运动，这叫“因噎废食”。

正确的做法是：社会治安严峻或者某一种犯罪（比如现在这种情况：贩卖小孩的犯罪形势严峻、社会高度关注）的情况下，就是应该发动运动来严厉打击：杀一儆百、杀百儆万。有冤案，将来应该实事求是的平反，但不能因为害怕顾忌出现少量冤案，就放任犯罪行为日益猖獗的形势继续下去。

所以，在严厉打击贩卖人口犯罪的问题上，我不仅在原则上支持“贩卖人口一律死刑”的这个提法，我还建议更进一步：恢复把犯罪分子游街示众的传统做法。我们不要把西方的那一套东西当成祖宗来供着，好像以这样做就没人权没法治，就野蛮落后了。我看说反了：这不是我们的缺点，反而是我们的优势。

我看可以把全国各地抓住的人口贩子，十个也好、二十个也好，组个团，装在卡车上拉着全国游行一遍，每个城市都宣传宣传，游行完了再拿去枪毙，形成一个“贩卖人口人人喊打”的局面。这样可以教育群众，一方面形成强大的威慑力，让一些潜在的可能成为人贩子的人感到害怕，另一方面也让人民群众懂得提放身边的人口贩子，遇到有疑似偷、强、运输、买卖小孩的情况，能够保持警惕，及时报警或者与犯罪分子斗争。

这样，才能更好的消除人口贩卖犯罪，保障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的幸福和安宁。

中国的刑法制度历史悠久，成果辉煌。直到今天，全世界主要国家中，中国仍然是治安最好的。每十万人命案发案率，比所有废除死刑的国家都要低很多很多。南非的命案发案率是中国的三十倍，巴西的命案发案率是中国的25倍，美国（在大部分州废除了死刑）的命案发案率是中国的五倍。少数几个治安比中国还好的国家，像日本、新加坡，都保留了死刑，而且这些国家比较小，比中国容易治理多了。

我们一个13忆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只有西方国家几分之一的情况下，社会治安却比西方国家好得多，明明是西方国家应该来学习我们的成功经验，为什么我们的专家们却要天天拿着西方国家的“理论”来当成宝典，天天拿废除死刑说事？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经验发扬光大，用更严厉的刑罚来打击人口贩卖？却要把西方人搞的对待罪犯的标准当做先进的、文明的典范去学习？

我们国家的法学学者们，是到了应该好好反思的时候了。不要老想着站在精英的视角来鄙视中国人民，多听听人民的呼声，反而可能有利于你们增加自己的智慧。

===============

作者：李晓鹏，经济学博士，法学学士。著有《这个国家会好吗》一书。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的连载今天暂停更新，因为微信公众号只能每天发一篇文章。明天会把昨天被腾讯屏蔽的内容和今天、明天该发的内容一起发出来。各位追连载的亲稍安勿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