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农到秦始皇的一万年（14）仲尼盗火：士人阶层的崛起与百家争鸣
春秋历史接近三百年，最后证明一件事情：谁搞世卿世禄制谁完蛋。晋国和齐国，一个最大的霸主一个最早的霸主，都被世卿世禄制给毁掉了。战国时期各国富国强兵的道路就很清楚，就是要彻底的改革世卿世禄制，建立一套更好的制度。
世卿世禄制有一个特点：它不是无限“套娃”、无限循环的，不是一层一层无限的往下世袭分封。各个担任卿大夫的大家族，在家族内部，就不再继续搞世卿世禄制了。西周分封制四个等级：王、诸侯、卿大夫、士。世袭的贵族就是前边三个：王、诸侯和卿大夫。卿大夫下边的士这个阶层，就不是贵族、不能世袭、也没有世袭的采邑了。所以周天子会被各个诸侯国君架空、国君又会被卿大夫的家族给架空。但卿大夫的权力很难被士架空。卿大夫任用自己的家臣，也就是“养士”，这是不世袭的。一个人要想去卿大夫那里谋取士的职位，不看出身，关键是要凭本事，干不好随时走人，更别提把职位传给儿子了，那根本就不可能。
“士”这个阶层最初的来源，是“国人”。这就涉及到西周很重要的一个社会阶层制度：“国野分治”。“国”在西周以前的意思就是城邦，这个字也是四四方方的，它的繁体字形式是“國”，就是城墙围起来的区域的意思。王室贵族居住在“国中”，也就是城墙里边。“国”以外的地方，就是“野”。
所谓“国野分治”其实就可以理解为“城乡分治”，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权利义务都不一样。跟我们今天的城镇户口、农村户口的区别有一点类似。
居住在城市、有城镇户口的就叫“国人”，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就叫做“野人”。在“国”和“野”之间还有一个过渡地带，也就是城郊、城乡结合部。居住在城郊地区的居民，在西周也被算成是“国人”。城郊地区，在春秋时代被叫做“乡”，跟农村是有区别的，我们今天统一把农村地区叫做“乡村”地区，在西周和春秋时代乡和村的分开的，乡是专指城郊地区。
这些乡民的待遇和农村的村民、野人政治待遇不一样，权利等级要高一些。乡人主要负责服兵役，也就是当兵。西周和春秋时代当兵不给发军饷，而且还要自己出钱制作兵器，出征的伙食费都要自理。这些开支的来源就是国家给乡民们发的城郊土地。乡民们自己耕作土地养活自己，每家每户按照人口比例参军作战，自己解决武器盔甲的费用。而农村地区的“野人”一般来说不能当兵，他们就只负责种田，服劳役和缴纳各种田租税负，在军队里边也是只负责打杂后勤之类的工作，属于劳役而非兵役。一般来讲，乡民的经济条件社会福利要好一点、政治地位要高一点，村民野人则属于社会最底层。乡民属于“国人”阶层，国家的重大政治决策开大会，乡民是可以派代表参加的，野人就没有这个权利。
政府还会在各乡设立乡校，用来培养和选拔人才，早期乡校主要是军事训练场所，没有文化教育的内容，文化教育是被贵族垄断的。通过乡校的选拔，乡人才可以进入政府担任低级官位，也可以给贵族当家臣。乡人就成了战士和家臣的一个重要来源。
虽然乡人也属于“国人”，甚至有学者把他们列为下级贵族或者统治阶级的一员，但我觉得他们应该还算不上是统治阶级。他们是要自食其力的，自己耕田养活自己并承担沉重的兵役，怎么能算贵族、算统治阶级呢？他们应该算是中间阶级，总体跟野人一样，是被统治阶级的一员，他们的平民而不是贵族。
战国时期，“士”这个阶层的崛起，主要就是指城乡结合部的这些乡民中的优秀人物开始往上层进军。核心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春秋战国冶金技术进步，青铜乃至铁制农具开始普及，再加上牛耕等技术的进步，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人口迅速增长，军队规模也就越来越大，贵族精英在士兵中的比例迅速下降，当权者需要从平民阶层中间选拔更多的精英分子，吸纳他们进入统治阶层，才能确保对军队的控制；第二个原因就是文化教育开始从贵族向下层普及，乡民作为介于贵族和野人之间的中间阶层，是这一波文化普及浪潮最早的一批受益者。乡校也从纯粹的军事训练场所，变成了文化教育和讨论政治的场所。乡民阶层原本就是军队的主体，现在又初步掌握了文化知识和具备了政治意识，这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不断地涌现出优秀人物来挑战传统贵族的世袭特权。
战国时期阶层变动非常剧烈，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国野分治”制度实际上也在土崩瓦解。国人、野人的概念逐渐淡化乃至消失，尤其是军队大扩张，已经不管乡民和村民的区别了，能动员的青壮年都尽可能的动员参军。能够成为“士”的人，也就不仅包括城郊地区的乡民，也有很多来自农村的“野人”，还有在城市里边搞手工业的工匠，经商的商人，也包括一部分丢掉了世袭特权的落魄贵族。总之，就是一群没有世袭特权的平民百姓，通过自己的努力当上了政府低级官员、军队下层军官或者卿大夫的家臣门客，这些人，就统统都可以称之为“士”。通过士的身份再进一步成为高级官员的，就是“士大夫”。
战国时期很有名的战国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信陵君。这四公子都属于卿大夫阶层，他们的权力地位是世袭得来的，但他们却以善于“养士”而出名。出钱养了一大批学士、方士、策士或术士等等，三教九流、五花八门，什么来路的人都有。学士就是研究学问的，方士就是会算命看风水的，策士就是出谋划策的智囊、术士就是武士能上阵砍杀或者当刺客的。这些人被称为门客或者食客，在卿大夫家里住着讨碗饭吃的客人，为卿大夫办事。
战国时代，跟春秋时代相比，很大的特点就是“士”这个阶层的崛起，打破了分封制贵族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因为士是凭本事出人头地的，不是靠的拼爹，他们的本事才能就比贵族阶层要厉害得多。能够用好“士”的国家就会迅速强大，反之就会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落败。阶级大流通，是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思想爆发、技术进步和制度进步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同时也是这些因素的一个结果，这是一个循环互动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问：乡人不算统治阶级，那“士”到底是不是统治阶级？士应该属于统治阶级，是统治阶级的下层。但士不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阶层，它是政府和军队的中下层官员，是政治意义上的统治阶级。“士”的主要来源不是统治阶级，不管是曾经的国人、乡民，还是村民、庶人，以及城市手工业者、商人、破落贵族，他们都不属于贵族阶层而属于平民阶层。“士”的崛起——也就是士人可以大量从中下层走向中高层的过程——也就代表了这些平民阶层政治地位的提高，统治阶层从上到下都被源源不断的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阶层流通的渠道大开，让国家爆发出新的活力。
三家分晋的结果，是三个卿大夫家族首领摇身一变，成了魏、赵、韩三个新诸侯国的国君。他们作为卿大夫，之前的家族治理传统就是家臣谋士不用世袭，看谁能干就上，不能干就滚，也一般不给家臣采邑，或者说有采邑也不让世袭，更不让家臣在自己的采邑里边管理人民和拥有军队。所以三家分晋之后，晋国大家族内斗的问题一下子就缓解了，这三个新的诸侯国内部，就不再有大家族掌权的问题。什么事情都是君主说了算，官员随时提拔任免，可以随意的选择提拔能干的人才到关键职位上，干不动了就退休走人。三家分晋之后，分到了资源最好的一家是魏国，它的国力跟之前的晋国相比，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还上升了。这是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结果，尤其是晋国的世仇——秦国死活想不到的结果。
之前晋国因为内斗，已经开始衰落，秦国这边自我感觉还不错。三家分晋完毕，秦国觉得机会来了，跃跃欲试想要争霸中原。结果晋国分成了三个国家之后，魏国迅速强大，开始吊打秦国。把当年姬夷吾割让给秦国的河西之地又重新抢了回来，压得秦国根本喘不过气来。魏国完全继承了晋国鼎盛时期的霸权，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时间也长达上百年，成为战国时期的第一个超级霸主。
魏国崛起的关键秘密，隐藏在一个叫“李悝”的人物背后。
李悝是一个平民出身的宰相，他不是贵族、不是卿大夫阶层，属于士这个阶层。以士的身份做高官的，就被称之为“士大夫”，跟贵族阶层的“卿大夫”相对应。秦朝以后的政府中高级官员被通称为“士大夫”，就是从“卿大夫”和“士”的关系演变而来的。李悝，就是战国的第一位顶级“士大夫”。他是魏国的开国君主魏文侯的家臣，魏文侯觉得他特别能干，当了魏国的国君之后，就把他任命为宰相，主持“变法”。变什么法呢，主要就是变世卿世禄制的法。战国群雄争霸的第一个篇章，就从变法开始。士人出身的英雄人物变贵族们世卿世禄制的法。李悝也被后世尊为战国法家的代表性人物，而且是开创性的代表人物。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法家就是百家争鸣当中最出名的两家之一，跟儒家旗鼓相当，甚至更有影响力。“百家争鸣”为什么会在战国时期出现？主要就是世卿世禄制的崩溃，士这个阶层开始崛起，加上列强争霸、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对中华文明向何处去、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够统一中国，各种思想流派此起彼伏，思想家的争鸣和大国的争霸交织在一起，笔杆子的辩论和枪杆子的辩论互相影响，这才形成了中国乃至人类思想上辉煌灿烂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李悝，就是战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法家的代表。
要把魏国崛起、李悝变法说清楚，就得先把“百家争鸣”的来龙去脉先理一理。
“百家争鸣”主要是在战国争鸣，春秋时期基本没有争鸣，那时候士这个阶层还没有崛起，权力仍然掌握在贵族卿大夫手中。春秋时期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主要就是一个——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而且是出现在春秋末期，中期和前期一个都没有。孔子不仅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也是百家争鸣的开创者。战国诸子百家，他们的代表人物往上追溯，大部分都是孔子弟子的弟子，或者弟子的弟子的弟子。孔子这个地方是个总源头，是各个思想流派共同的祖师爷。李悝是最早的法家代表人物，他就是孔子的学生子夏的弟子。
在孔子之前，文字这种东西是不在民间传播的，学习文字和使用文字是贵族的特权，他们拿来记录历史或者祭祀祖先、占卜专用。官方会设立专门机构来保存文字资料，这些资料不会对外开放，只有经过专门训练的政府官员才可以接触和使用文字。这不完全是政治歧视或者愚民政策，而是大家都觉得文字就是拿来干这个用的，人民生活不需要文字。民间几乎没有人识字，更没有人看过书。
孔子干了一件破天荒的事，就是私人编书。他利用自己作为贵族和政府官员的身份，把他能接触的官方文献进行整理编撰，编成了《尚书》、《春秋》、《诗经》、《礼经》、《易经》、《乐经》。《尚书》是古代文献精选，《春秋》是对鲁国官方历史的整理，《诗经》是通过民间采风整理的诗歌汇总，《礼记》记录了古代的礼制，《乐经》就是音乐乐谱的汇总，《易经》就是各种占卜的卜辞的整理。孔子一边编书，一边广招门徒，向他们传授知识。孔子招学生，讲究“有教无类”，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只要愿意，都可以来找他拜师学艺。
编书和收徒教学这种做法，就把文字从贵族内部使用的工具变成了文化传播的载体。孔子编的书在民间迅速流传，他的弟子很快就成了各国知名的学者，弟子又继续教弟子，开启了中国人的第一次思想启蒙浪潮。从这一点来说，孔子就像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把文化之火从天上盗取到了人间，在中华大地上燃起了百家争鸣的熊熊烈火。后来法家道家虽然批评孔子的观点，但无一不受益于孔子开创的文化传播浪潮。
我们今天对孔子的儒家思想也是有批判有继承，但对孔子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这种开创性贡献，那是没什么可批判的，只能是赞扬和尊敬，当之无愧的“万世师表”。后来有儒家学者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仲尼就是孔子，有人认为这句话太夸张了，是被儒学洗脑的结果。其实就算不被儒学洗脑，不赞成儒家思想，这句话也有它的道理。在孔子诞生之前，对平民阶层来说，那真的是“万古如长夜”：他们没有学习文化的机会，也没有人关心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也不会以任何方式被记录下来，如同生活在永远没有止境的黑暗中一样。孔子是第一个在黑暗中点燃火炬的人。之前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最多只能叫打了几个火星，孔子这是直接开篝火晚会了。关键他点火的时机也选的好，正好在春秋战国交界的时间段，卿大夫衰落、士大夫崛起，需要有这么一位文化火炬手出来引爆民间思想界。
孔子有一个小他44岁的小弟子，叫子夏，特别聪明，孔子特别喜欢他，还说过一句话：“起予者，商也！”子夏的名字就是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称赞子夏是一个能给自己启发的人。孔子都觉得子夏能给自己有所启发，这是很高的评价。
孔子去世后，子夏就回到自己的故乡河南温县。这个地方属于晋国，三家分晋以后属于魏国。子夏在魏国也跟孔子一样，开门收徒，收了很多徒弟，其中有一个就叫李悝，还有一个更厉害，叫魏斯，他就是魏国的开国君主魏文侯。还有一个，叫吴起。魏斯、李悝、吴起这三个人是师兄弟，都是子夏的学生、孔子的徒孙，一个当了魏国的开国君主，一个当了魏国的首席宰相，吴起则成为了魏国军队的统帅，三人组成了魏国的党政军三驾马车，一起开创了魏国的百年霸业。吴起后来去了楚国，在楚国主持变法。李悝的门徒里边，后来又出了一个叫公孙鞅的，他去了秦国，在秦国主持变法，秦国把一块叫做商的土地分给他作为采邑，他也就以商鞅的名号著称于世。他主持的这场变法，就是著名的商鞅变法，被后世认为是秦国统一六国的一次关键性的改革。
这是子夏这一支。孔子的弟子中，还有一支是子弓，也跟法家联系很密切。子弓是孔子的第三代弟子。子弓有个弟子叫荀子，这是儒家和法家结合的代表人物。荀子有两个学生，一个叫韩非子，一个叫李斯。韩非子是战国法家集大成的思想家，李斯则成为了秦朝统一六国时候的宰相。
当然，还有传承孔子儒学正统弟子，坚持搞“仁政”的这一派，就是子思-孟子学派。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兼徒孙，血缘上是孔子的儿子孔鲤的儿子，学派上是孔子的弟子曾参的学生。孟子就是子思的弟子，被认为的儒家正统传人。后来正统儒家就一直以“孔孟之道”自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