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农到秦始皇的一万年（22）经济学派：《管子》的治国理政思想

墨子讲完了，咱们再来看百家争鸣中最后的一家：齐国稷下学派的代表作《管子》的“经济家”。

经济家这个词是我发明的，为的是跟儒家法家区分开，尤其是不想再用“齐法家”和“魏法家”这个概念了。法家就是魏法家、或者三晋法家或者秦晋法家。至于所谓的“齐法家”。我给它改个名叫“经济家”。

《管子》这书里边的内容很多很杂，既有儒家也有法家的思想，如果有法家思想就叫齐法家，那它是不是还可以叫齐儒家？其实不管儒家还是法家，在《管子》里边所占的篇幅都不多、也不是它的主要特色，《管子》里边又大约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在谈经济问题。但管子的内容并不是讲如何经商致富的，也不是讲政府如何为商业阶层利益服务的，它就是讲经济的，也就是“经世济民”之术，是从政府的视角来研究如何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宏观经济学著作。

西方的经济学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亚里士多德把经济问题放在了研究家庭伦理的书里边来讲，研究一个家庭如何理财致富，是典型的“微观经济学”。

人类历史上最早对一个国家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思想起源于中国，起源于《管子》。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起源，是相当深刻系统的进行了研究和论述。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应该把管子学派的思想叫做“经济家”，跟儒家、法家、墨家、道家并列为先秦五大治国理政思想，借此也可以明确宏观经济学思想起源于中国

《管子》对宏观经济管理的核心关注点在于三个字——“轻重术”。什么叫“轻重术”呢？所谓轻重，其实就是价格高低的意思。什么东西的价格比较高，在《管子》里边就说这个东西比较“重”，就是贵重的意思；什么东西价格比较低，在《管子》里边就说它比较“轻”。“轻重术”就是对市场上的商品价格进行管理调控的一套技术，用今天时髦的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通过干预价格机制来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的方法”。

认真学过经济学的都知道，市场经济运转的核心机制就是价格机制。《管子》的经济学思想以“轻重术”为核心，就是抓住了市场经济的关键问题，那是相当具有前瞻性和洞察力。

《管子》里边说，“市者，货之准也”；“货之准”，也就是货物的价格标准。市场是什么，就是各种商品形成价格的地方。又说，“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市场是天下财富的聚集之地，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的人在市场上通过交易来牟利。《管子》又说，“无市则民乏也”。一个国家如果市场交易不发达，人民就会陷于穷困。反之，如果利用好市场，因利制导，就可以做到“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

这几个论断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就已经很深刻了。市场的基础作用就是价格形成，在此基础上交易让各方都赚到钱。

《管子》的这种前瞻性和洞察力来自哪里呢？不是某个天才凭空想出来的，当然就更不是现代经济学家穿越回春秋战国写出来的。它来自于春秋战国时期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形态。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能够观察到价格机制在市场经济调控中的核心作用，它的社会存在基础就只能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早在西周建国时期，周武王的大臣就向武王汇报说，治理天下有八件大事，第一件叫“食”，也就是吃饭，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有保障就不会天下大乱，这是第一等最重要的事儿；第二件叫“货”，也就是货物，一般的物品不叫货，只有参与市场交易可以买卖的才叫货。第三叫“祀”，也就是祭祀鬼神和祖先。（《尚书·洪范》）这里就把管理商品的生产和交易放到了仅次于吃饭的重要地位，比祭祀还要重要一点。这是中华文明世俗化特征的一个体现，对政府来说，满足老百姓的吃穿用度比祭祀鬼神更重要，这也是我们自古以来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治理好这个“货”，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就总结了四个字，叫做“轻关易道”。这个字最早出现在晋文公时期也就是春秋中期。“轻关”就是降低关税，这里的关税是各种路口设立的税关税，包括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税，但主要是国内税；“易道”就是让道路交通更加容易，也就是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的意思。降低税收成本、降低交通成本是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不二法门，我们的先秦古人早就想明白而且付诸实践了。

中国古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又一个明证，就是铜钱的大量使用。在铜钱的使用上，中国在人类古代史上是独领风骚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古代文明地区，它们使用货币有两个极端，要么就是天然货币，像贝壳之类的天然等价物来充当货币；要么就是贵金属，也就是黄金和白银，金币银币。天然货币是非常原始落后的形态，数量有限而且没办法统一面值，难以支撑大范围的市场交易。金币银币看起来比较先进，但有个问题就是面值太大，不支持小商品流通，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不可能拿着黄金白银去买二两盐、买一斤米、买把菜刀、买两尺麻布。金币银币为主的国家，它的商品交易活动基本上就能只存在于少量贵族精英阶层中间，用于贵重物品的交易，还有就是作为财富储藏起来世代传承。老百姓的生活只能是自给自足或者以物易物为主。

欧洲国家一直到近代，都是以金币作为主要流通货币，货币就是一个只有贵族富豪才能玩得起的奢侈品，国际贸易和大宗商品交易才用得上，商品经济跟普通老百姓基本无关。要等到大航海时代，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洲发现了大银矿，才带来大量的银币涌入欧洲，刺激了它的商品经济发展。至少要到17世纪之后，欧洲的商品经济发达程度才可以跟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相提并论。古代社会大规模用铜币来交易的经济体，中国的独一家，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清朝，铜币都是发行量最大的货币。不管是农民还是工匠，甚至沿街乞讨的乞丐，兜里都可以随时揣着一点铜钱，拿来购买自己所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

官方统一发行铜币的时代要到汉朝汉武帝铸五铢钱，在这之前，官方和民间都可以铸造铜币。一般来说政府会制定统一的铸币标准，按照这个标准铸造的货币才方便流通。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金属货币的国家。目前出土的最早的金属货币是商朝大墓中出土的铜币，不过数量不多。到了西周，铜钱就用的更多了。春秋战国五百年的大混战，各大国以及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又分别形成了自己的铜币标准。当时中国主要分为三大经济区，分别有三套货币系统。

最发达的是东边是齐鲁经济区，用的是刀币，把铜币铸造成小刀一样的形状；第二发达的是西边的传统西周经济区，包括韩赵魏三晋、中原地区，以及受它影响的秦国关中地区，有两种铜币同时流通，一种是像叉子一样的“布币”，一种是圆形圆孔的环币；第三个经济区就是楚国的南部经济区，这里最落后，用的是铜贝，就是像一个小贝壳一样的铜钱，上边穿了一个孔，还保留了贝壳天然货币的形状，样子也最难看，上边往往刻着楚国的古文字，看起来像是蚂蚁的六条腿，整个铜钱看起来又像是人的鼻子，所以又叫“蚁鼻钱”，其实人家是更像贝壳，还是叫铜贝钱比较合适。这些铜币的共同特点就是上面都要印上字，还要打一个孔，方便用线串起来携带。

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钱传世和出土的数量非常非常大，以至于直到两千多年的后今天，还是几十块钱一个就能买到一枚，都不算是什么珍贵文物，就是个纪念品收藏品。

这些数量又多价值又低的大量的铜币，满足了、支撑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

按照《荀子》的说法，当时的情况是“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zhuó）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翻译成白话就是：“住在平原上的人可以获得足够的木材，住在山上的人可以获得足够的鱼虾，农夫不用干工匠的活儿也可以获得足够的农具机械，商人和工匠不用耕田也可以获得足够的食物。”这就是一片商品经济促进社会大分工的繁荣图景。在中原地区的市场上，来自北方马匹、东海的鱼和食盐、南方的染料、西方的皮革，都是应有尽有、自由交易。各个国家都有很多大型的交易市场，像齐国的首都临淄，市场上那是人流车流混杂，摩肩接踵、挥汗成雨，百货齐聚、富商云集。

城市里边手工业分工也很细，有做马车的、做皮革的、做陶器的、做木匠的，种类繁多、号称百工。《墨子》里边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墨子就是工匠出身，墨子的思想就是城市小手工业者的利益代表，墨家学派在战国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也说明了战国时期城镇手工业有多么发达、从业人员是何其的众多。

所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绝对不是某些人所说的什么“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高度分工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学者做过估计，汉朝时代的中国农民大概有三分之二的物品是从市场上购买的，而且农村地区整村整村的专业化种植经济作物，不种粮食也早就成为了非常常见的现象[1]。这就是基于大量贱金属铜钱作为货币基础发展起来的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

所谓“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不应该用来形容西周以后的中国，主要是比较符合欧洲中世纪的情况，也就是春秋战国之后一千多年里欧洲的情况。普通农民自给自足、以物易物是常态，由于物资流通极其不发达，还有很多封建领主都没办法在自己的城堡里买到足够多的食物和日常消费品，没法固定在一个地方居住，要带着家臣们不断的换地方就食。中国一个普通地主要维持全家的生活都不会这么麻烦。古代中国，至少从春秋时期开始甚至可能从商朝开始一直到汉唐宋元明清，在和平时期一直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我们现在把做生意的人叫做商人，就是来源于创建商朝的商族人，他们的发源地介于农业地区和畜牧业地区，喜欢在两边倒买倒卖赚钱，商族倒买倒卖的东西就叫商品，从事买卖的人就叫商人就是这么来的。商朝遗址里边也真的有铜钱出土。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中国历史悠久、积淀深厚。

有了这个基础，才有了《管子》的经济家思想学派横空出世。根究翟玉忠博士的总结，管仲学派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就是：市场是可以自动组织发展的，但市场会自动走向不均衡，需要政府利用价格机制——也就是“轻重术”来进行调解。

《管子》里边说，市场交易本来是很公平的，但是人和人做生意的本事不一样，同样做生意，有的人会亏本，有的人却可以一本万利。时间长了之后，市场上的财富就会往少数人手里集中。这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出现一部分人民奴役另一部分人民的情况。政府——也就是君主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要遏制这种情况。《管子》说，如果有一万两战车的国家，出现了有一万两黄金的大富豪；有一千辆战车的国家，出现了有一千两黄金的大富豪，那这个国家就会出问题。贫富差距过度，豪强就会不服从国君的管理，而穷人就会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社会就会无法治理。

这些思想是很深刻的，洞察到了市场经济的本质。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要发展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又要遏制资本无序扩张，政府要积极干预市场，遏制两极分化，让市场发挥效率的同时又能保持社会公平。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管仲学派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措施。比如秋天收获的时候粮食比较便宜——也就是粮食“轻”的时候，由政府出资进行收购存储；到了春天刚开始耕作的时候粮食就会比较昂贵——也就是“重”的时候，政府就把储备的粮食拿出来卖。通过这种“轻重”的平衡，就可以遏制一部分商人进行粮食投机牟取暴利。还要把林地和海边的盐场收归国有，但并不由国家直接经营，而是承包给私人，政府按照核定产量收取百分之三十的租税，这叫“官山海”，算是国有承包制。等等。这些具体的技术很多，就不多说了。

有一些被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思想洗脑的人可能对“轻重术”不以为然。他们会自作聪明的说，秋天收购粮食春天卖出这样的事情完全可以交给市场去做啊。秋天粮食便宜，春天粮食昂贵，商人想要赚钱，自然就会在秋天买进粮食春秋售出，这跟政府搞“轻重术”效果不是一样的吗？政府来搞说不定还有很多贪污腐败之类的黑幕，效率更低啊。

持这种认识的人，对真实世界的市场经济可以说还是了解的不够深入，有点想当然。政府有贪污腐败那就应该反腐败，而不是直接放弃正事不干。为了防止腐败直接让政府瘫痪，这是很荒谬的想法。政府在秋天买粮春天卖出，是公开的按照一定标准操作，秋天买了之后春天粮食价格高它就真的会低价卖出去，从而平抑物价。但对不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商人而言，最赚钱的方式是在春天价格高的时候低价卖出吗？

不对，最赚钱的方式是在粮食价格高涨的时候继续买进，囤积居奇、哄抬粮价。

为什么？因为粮食是基本生存物资，为了保命倾家荡产也得买，一旦稀缺之后价格涨起来是没有上限的。假设秋天的时候，市场上可以买到的粮食总共1000万斤，一块钱一斤，那就是价值1000万，春天涨到了2块钱一斤，全部卖出去能买2000万元，赚1000万。但这还不是最赚钱的办法，最赚钱的办法是不着急卖，反而把市场上少量的余粮高价买进来，然后大家都买不到粮食，想要不饿死、要想有种子种田，那就只能高价买。控制了粮食供应的商人，就算把粮食价格涨到10块钱一斤，人们也必须得买。通过人为制造紧张，投机商人收购1000万斤，按照10块钱一斤卖出去300万斤，就能卖3000万，扣除成本赚2000万，比2块钱一斤把1000万斤全部卖出去赚的还要多。那剩下700万斤怎么办？宁可在仓库里边烂掉也不卖，因为这700万斤卖出去会影响那300万斤卖高价啊。反正商人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多赚钱，那些买不起10块钱一斤粮食的人就活该饿死，他们才不会管呢。

所以说，政府搞“轻重术”平抑粮价，是为了让市场机制更好的发挥作用，不是破坏市场效率。政府控制着必要的粮食数量，大商人就不敢轻易大量的囤积粮食哄抬物价，小商人在价格低的时候多买一点，等到明年春天高的时候卖出去赚点小钱那是完全可以的，没问题。“轻重术”的核心就是要在轻和重之间搞平衡，让价格变动比较稳定，不是完全取消价格机制、消灭价格波动。只有物价稳定了，投机倒把的投机分子和囤积居奇的垄断资本不能谋取暴利，市场才能稳定持续高效的运转。两千多年前的管仲就已经把这个问题想的很明白了。

管仲虽然主张政府积极干预市场，又反对过度干预搞整齐划一的政府定价。《管子》里边说，桓公问管仲：“平衡供求有定数么？”管仲回答说：“平衡供求没有定数。平衡供求，就是要使物价有高有低，不经常固定在一个数字上。”桓公说：“那么，平衡供求的数字就不能调整划一了么？”管仲回答说：“不能调整划一，调整划一就静止了，静止则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则物价升降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各种商品就不能被我们掌握利用了。”可见管仲也非常重视市场自由交易定价机制的作用，政府只做有限干预，干预的手段主要是通过“轻重术”也就是参与市场物资的买卖来实现，不搞硬性的计划管控。

《管子》里边还非常超前的提到了“民相役”的概念。它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能有效的遏制贫富差距，就会导致“民下相役”，也就是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民会奴役另一部分人民。所以政府一定要有遏制贫富差距扩大的决心和能力。“民相役”这个概念，就已经有了反对地主资本家对劳动者剥削压迫的意思了，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思想在《管子》中就已经有了萌芽。

管仲不仅知道平衡价格“轻重”的好处，还很知道“轻重”被打破的破坏性威力。把“轻重术”变成了一项经济武器，用于春秋国际争霸。

根据《管子》记载，管仲辅佐齐桓公，为了打击鲁国，他就大力收购鲁国的丝织品也就是鲁缟，鼓励民间多穿鲁缟做的衣服，同时限制齐国国内的纺织业发展。齐国因为纺织业受到打击，大家都拼命种粮食去了。管仲同时限制鲁国的粮食进口，让鲁国的粮价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这样，鲁国就大力发展丝织品产业，农地大量的放弃种粮食改种桑叶用来养蚕。过了几年，管仲突然宣布，禁止进口鲁国的丝织品，同时禁止齐国向鲁国出口粮食。

这样一来，鲁国自己的粮食产量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价格暴涨，同时它的丝织品价格暴跌，种桑养蚕纺织的老百姓纷纷破产，社会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动荡。为了能够从齐国得到粮食，鲁国国君不得不亲自前往齐国表示臣服，服从齐桓公的霸权。

这就是利用价格机制、利用“轻重术”来进行国际争霸的一个典型案例。

今天，中国政府反复强调要保持十八亿亩红线，农业用地必须保持在18亿亩，不准用来搞建设。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来发展经济发展加工业搞对外出口。这就是“轻重术”的智慧。如果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粮食不能自给，一旦有国外敌对力量对我们搞经济封锁，我们很容易就自己乱起来了，到时候人家就会像齐国对鲁国一样提出很苛刻的条件来逼你屈服。

前些年就有一些鼓吹自由市场经济的中国经济学家，出来说中国不应该搞十八亿亩红线，农业用地太低效率了，应该大力发展出口加工，挣了钱在国际上买粮食就行了。结果你看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打仗，国际上的粮食价格马上就翻着倍的往上涨，很快就突破了历史最高价。美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也是重要的粮食出口来源国。俄罗斯和乌克兰打仗，美国又对我们搞贸易战、科技战，如果我们不能粮食自给，美国人就很容易拿粮食来卡我们的脖子，让国内粮食价格暴涨。老百姓一旦吃不上饭，就可能出现社会动荡，这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一下子就让你几十年出口赚的钱一下子全部吐回去。

当然，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我们的政府决策层不会那么轻易就被那些鼓吹自由市场的“水货”经济学家洗脑。论对市场经济的正确认识，我们中国人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管子》两千年前就说清楚了，市场要发挥作用，一定要遏制投机暴利，一定要打击大资本垄断、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价格机制是需要管理的，要懂得“轻重”。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很多沉痛的历史教训，特别是宋朝和明朝后期的情况，都是典型的反面案例。近代西方也不是靠市场经济崛起的，它主要是靠强迫别人开放市场同时自己不开放市场崛起的。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的关税税率是清朝的十倍，然后它还好意思吹自己发动战争是为了自由贸易，典型的西方式不要脸和胡说八道，这种说法竟然还在中国的历史学界和经济学界赢得了一大批忠实信徒，那就更是不可思议了。这个我在其他书里边有很详细的分析，这里就不展开细说了。

讲完《管子》的思想，就必然涉及到一个问题，《管子》这么厉害，为什么齐国齐国没有统一六国？

实际上，管仲确实是用这套理论帮助齐桓公实现了霸权，如果管仲的路线被长期坚持下去，齐国很可能真的就统一六国了。管仲在世的时候，齐国的发展势头非常好，秦国、晋国、楚国只能说在齐桓公的霸权面前保持相对独立，而无力与之抗衡，再这样发展三五十年，肯定是齐国来统一天下。问题是管仲和齐桓公死了以后，卿大夫贵族势力反扑了，拥立齐桓公的几个儿子争位，把这个发展进程给打断了。

[1] 王小强：最发达的市场经济【N】，香港传真，2011年1月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