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农到秦始皇的一万年（27）天下一统：秦灭六国与秦王朝的崩溃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故事还有很多，一些具体的战争谋略、宫廷斗争之类的事情就不用详细讲了。秦惠文王虽然杀了商鞅，但还是继续用商鞅变法的制度治理国家，也还继续大力从国外引进人才来治理秦国，任用著名的纵横家张仪担任宰相。后来秦国又用了魏国人范雎、楚国人李斯等很多很多外国优秀人才。所以商鞅被处死完全是一个个人事件，没有影响秦国总体治国理政思路。秦国也在加强君主专制和强化军国体制的方向上一路狂奔并持续扩张，最后终于由秦惠文王的玄孙、秦始皇嬴政于共和621年（公元前221年）并吞六国一统天下。然后就是秦始皇称帝，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这些个事情，都是众所周知的了，不必细说。
真正的问题是，秦国统一六国以后，只用了短暂的十五年就灭亡了。这才是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事情。
秦国在统一六国之前，存在了五百多年，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国，这五百多年经过了多少惊涛骇浪，要一边抵抗蛮夷一边参与春秋战国争霸，内部还有激烈的政治斗争，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它的统治集团和治理体系必然是久经考验和高度成熟的，但消灭六国以后，在外无强敌的情况下，只用了十五年就彻底灭亡了，不仅丢掉了六国的土地，关中本土也没了。这难道不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吗？商灭夏，周灭商之后都很稳定的存在了数百年。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情的。
所以说，秦灭六国这个事情，对秦国自己来说也不是什么伟大的胜利，反而成了它灭亡的噩兆。如果秦国不灭六国，继续跟六国斗得你来我往，安心当一个霸主，几乎可以肯定它不会那么快灭亡，说不定还能再战一百年。
战国七雄争霸，没有一个国家是最终胜利者，七雄最后是同归于尽的，秦国也未能幸存。十五年的时间太短了，没法单独算成一个历史时期，它就是春秋战国混战的一个尾声。
秦朝的灭亡原因，我在其他书里边做过一个结论，就是亡于暴政。
这个暴政，是真正的暴政，是对底层人民的暴虐，不是对贵族上层的暴虐，也不是对儒家知识分子的暴虐。后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被很多文人骂成是暴君，但他的“暴”主要就是对贪官污吏的残暴无情，那就不算是真的暴政，对老百姓其实是良政善政。
秦的这个暴政是直接针对底层老百姓的，主要通过超大规模的服兵役和劳役来压榨中国人民。六国贵族既得利益当然也受到了很大损失，毕竟当不成贵族了嘛，但秦国也没斩尽杀绝让他们活不下去，甚至连他们的土地财富都没有没收。他们只是有很大的怨气，但还不想造反。之前商灭夏、周灭商，那才是真正的贵族造反，秦朝统一之后并没有马上发生六国贵族造反的事情。
真正造反的是社会最底层。最有名的是陈胜吴广起义，但早在陈胜吴广之前，底层人民对秦朝暴政的各种反抗就已经广泛存在了。像最后推翻秦朝建立汉朝的刘邦，他反抗政府的时间比陈胜吴广要早。他本来在江苏沛县担任亭长，相当于村长或者乡长，负责带人去骊山给秦始皇修皇陵。这些去骊山服劳役的人一路不断逃亡，刘邦一看到了骊山肯定交不了差，自己也不能回沛县，干脆就带着剩下的人占山为王去了。等到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刘邦手下已经有几百人的规模，这才杀回沛县干掉县令正式举旗反秦。
秦末农民起义还有一员名将叫英布，他是已经到了骊山服劳役，也是给秦始皇修陵墓，因为无法忍受，带着一群人逃跑了。逃跑了之后家乡也回不去，只能沦为强盗。这也发生在陈胜起义之前。
陈胜吴广不是带人去骊山服劳役，是去北方的长城沿线服兵役，半路起义的。
陈胜吴广造反的时候说“天下苦秦久矣”，苦的就是无休止的大规模兵役和劳役。
刘邦占山为王和英布率众逃亡，都是底层人民无法忍受秦朝政府的暴政而被迫反抗的一种形式。正是因为底层人民的反抗早就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陈胜吴广起义才能一呼百应，他们造反的消息刚刚传出来，就有无数像刘邦、英布这种被逼着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盗贼”群体下山攻打县城杀死秦朝官吏，让整个秦帝国迅速陷入人民革命的汪洋大海之中，根本镇压不过来。那些心怀不满的六国贵族也是纷纷趁火打劫，但主要也就是起到了一个辅助性的作用。秦朝本质上亡于暴政，亡于底层人民革命，这一点没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秦朝会亡于暴政？
说抽象一点，就是秦始皇为首的秦朝统治阶层还不懂得如何运用皇帝制度来管理整个中国。
秦始皇这个人，两千年来对他的评价两极对立很严重，夸他的人说他是千古一帝，开创大一统的伟大帝王，跟刘邦、朱元璋、汉武帝、李世民并列甚至更厉害的那种；骂他的人说他是千古暴君，跟商纣王一样的那种。高的捧的很高，低的踩的很低。其实两边说的都对，秦始皇既是一个开创大一统的英雄人物，又是一个导致一个大一统王朝毁灭的暴君，两头他都占。跟赵武灵王一样，前半截是武王，有开疆拓土的丰功伟绩；后半截是灵王，脑子有病犯糊涂自取灭亡。
对秦始皇的历史功绩要肯定，但也不能抬得太高，论水平和贡献他跟刘邦、朱元璋、汉武帝、李世民都是没法比的，要低一个等级。
首先，中国两千年的帝国制度、郡县制度不是秦始皇开创的。皇帝制度和郡县制是配套的，分封制下就不可能有专制君主、实权皇帝。而专制君主制度、郡县制都是在战国中后期就已经在全中国大规模推广了。秦始皇统一之前，除了楚国，韩赵魏齐燕五国都是专制君主制，国家治理模式都是以郡县制为主的，不是封建制。楚国的贵族残余比较严重，可以算是半封建半专制国家，也不是完全的分封制封建制国家。通过战国中前期的大规模变法改革，各国内部已经实现了“小一统”，世卿世禄制都被废除得七七八八了，偶尔有点尾巴也不影响国家政治大局，大国都以郡县制为主，国家内部也都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了。除了楚国以外，剩余六国无论谁出来统一中国，都必然是全面推行郡县制。推行郡县制，那就必然配套着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法令等等。这些动作都不是秦始皇带着李斯等人开拓创新想出来的，是早就有的。就算是西周那种分封制的统一，在贵族阶级内部，也是全国统一的礼法和文字。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孟子等很多人周游列国，还有范蠡、弦高这样的大商人在各国之间做生意，也没有说因为语言文字不通就没法跨国旅游和贸易了，那个时候上层社会有统一的“雅言”，彼此直接沟通都是可以的。政治统一必然带来文字和治理模式的统一，秦始皇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至少我们知道周武王和周公已经干过一次了，秦始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搞了个加强版，在周公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
所以秦始皇个人的功劳，实打实的东西，就只是一个指挥秦军统一了中国。至于发明了皇帝这个称号被用了两千多年，这也算贡献，但是属于务虚的贡献，不算数。有实际进步意义的就是一个统一。
秦始皇的统一，也不是他自己白手起家奋斗创造的，而是继承了秦国立国五百多年的基业。关中平原的基业是老祖先打下来的，巴蜀地区沃野千里的地盘是他爷爷的爷爷秦惠文王打下来的，郡县制是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秦献公推行的，军功爵位制是秦孝公和商鞅建立的。秦始皇继位的时候，距离商鞅变法已经过去了一百年，距离五国伐齐之战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距离秦军攻占了楚国的首都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距离秦军在长平之战歼灭赵国四十万大军已经过去了十三年。这么好的基础统一中国，并不需要多强的能力。这个时候秦国并吞六国的大势已经是势不可挡了，他只是水到渠成的完成了他正常发挥就能完成的历史使命而已。论军事政治水平，就不要拿秦始皇跟刘邦、朱元璋、李世民比，完全没法比，不在一个量级上。他个人在中国统一所的贡献的力量，其实是比较小的，主要就是个下山摘果实的人物，跟周武王比较类似，但周武王没有乱来把周王朝搞垮，所以他也比不上周武王。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以后干的事情，让一个立国五百多年的政权和一个超级强大的大一统帝国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就走向崩溃，这才是他非常独特的历史“贡献”。这并不是秦国内部早已危机四伏、没法力挽狂澜的问题，而是一个由他而起、需要他负最重要责任的事情。
秦始皇在统一了中国、全面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和货币，把这些周武王和周公八百年前就差不多干过的常规动作完成以后，就开始“即兴发挥”了。先给自己找了个皇帝的伟大称号，然后废除传统的“谥号”制度，臣下连在皇帝死后进行评价的权利都不能有，只能按照始皇帝、二世、三世这样一代一代叫下去，搞绝对皇权。然后就是疯狂动员兵役继续往四面八方扩张，同时修建长城、宫城，给自己修建超级陵墓和用于享乐的阿旁宫等等，中华大地上遍地都是被迫远离父母妻儿前往上千里以外服兵役和劳役生死未仆的青壮年男子，无数人因为过度劳累死于各种建设工地，在一个又一个的村庄留下绝望无助的孤儿寡母。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暴政。历史上广为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反应了民间对这场历史悲剧的真正感受。
在用严刑峻法役使底层老百姓的同时，他又采用“焚书坑儒、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方法来对待知识分子阶层。
这个事情的开头，是因为儒家学者支持宗法分封制，丞相李斯反对，秦始皇当然支持李斯，否决了儒家学者的意见。但否决就否决嘛，儒家学者也就只是提个建议，秦始皇和李斯却认为这种跟君主专制和法家思想不一致的想法连想都不能想，必须从根子上加以断绝，干脆把跟秦国官方意识形态不一致的书全部给毁了。六国官方的书全部烧掉，诸子百家的书也要烧，民间藏书也必须烧，不然抓住就是杀头治罪，地方官员还要承担连带责任。这就制造了一场思想文化浩劫，把中华上古文明的许许多多宝贵资料给毁灭了。这是对中华文明的严重犯罪。
书烧完之后，老百姓要想学习知识怎么办？不准读古书也不准讨论古书上的内容，那都是杀头之罪。只能是“以法为教”，也就是学习帝国的法律，以法律学习取代所有的思想文化教育，除了学习法令以外其他文字都不准看，法律就是唯一的知识，这还不是学法学法理，是学习干巴巴的不容置疑的法律条文，没有任何个人思考探讨的余地；而且学习的方式只能是“以吏为师”，还不能自己研究学习，只能由政府官员主持，由政府官员来上课教学当老师，掌握对法令的唯一解释权。
至于“坑儒”这个事儿，到底坑杀了些什么人现在说不清楚，也许里边有很多骗子术士或者煽动颠覆政府的叛乱分子，不一定是以异端思想杀人，我们就不去评价它。但“焚书”加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非常极端的思想文化专制，肯定是错误的。它并不是秦始皇一时兴起、也不是某个儒生说错了话得罪了秦始皇，它的思想源头来自于《韩非子》。
秦始皇是忠实的法家信徒，尤其喜欢读《韩非子》，他只是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把韩非子的思想变成现实。它不仅是反儒家，而是反对一切知识文化的传播。高级官员、贵族精英有特权，还可以继续研究政治思想和讨论政治问题，底层老百姓读不起书，受害最大的是中产阶级读书人，也就是中小地主和商人这个层次。他们有钱有时间读书学习，并不想学会识字之后就只能背法条。这就把大多数民间知识分子推到了政权的对立面。底层造反一旦有了知识分子阶层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它的威力马上就会被放大很多倍，这也是秦朝被快速推翻的重要原因。刘邦反秦的旗号一打起来，一群儒生就赶紧去投奔他，这里边是有一些保守的腐儒，但也不乏聪明才智之士。西汉著名的开国功臣陈平，就是一个民间书生，一听说陈胜吴广起义马上就收拾东西赶去投奔。还有项羽的谋士范增也是，七十多岁了，项羽的军队路过他家乡他就赶紧去投奔，临死也要把最后的精力贡献到反秦事业里边去，那对秦真的是切齿痛恨不共戴天的。这跟姜子牙七十多岁了也有投身于灭商的斗争是一样一样的。陈平和范增都不是六国贵族后裔也不是苦于劳役兵役的农民，是比较无忧无虑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如此坚定激烈的反秦，跟“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有密切联系。秦朝实际上是底层人民、六国贵族后裔和中产知识分子联合推翻的，秦始皇的政策基本上是把除了政府官员和军事将领以外的所有阶层都得罪了。
所以说，秦朝亡于暴政，亡于秦始皇的暴政。这跟秦始皇死了以后谁来继承他的位置倒是关系不那么大。秦二世只是秦始皇政策的忠实继承者，如果换成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继位，假设他能够扭转一下这些极端的暴政，那么秦朝还可能可以挽救。但从秦朝统一六国的发展轨迹来看，要想扭转也很难。这也不全是秦始皇和秦二世的个人的认识错误，秦朝整个统治精英基层都是法家思想的狂热信徒，他们通过大力践行法家思想获得了统一中国的巨大胜利，不大可能不继续沿着法家思想指引的道路一条道走到黑，只有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才可能扭转这个局面。
为什么这么说？
秦国能够消灭其他六国，首先是世卿世禄制改革比较彻底，通过军功爵位制为平民阶层打开了上升渠道，实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大换血，还通过完善法律制度、郡县制度、户籍制度、税收制度、废除井田制等等建立了一套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框架，这是它成功的根本，也是积极的好的方面。但也有坏的、不那么积极的方面。这个不好的方面就是把整个国家军事化，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法家的严刑峻法治国思路和军国主义制度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我们在前面反复讲，法家主张的加强君主权威来源于战争需求，法家主张的军功爵位制度反映了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军功阶层的利益诉求。法家思想和战争是密切捆绑在一起密不可分的，它的优点好处来源于此，缺点和坏处也来源于此。好处是公平。战争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情之一，生死胜负一目了然，可以迅速选拔出一批精明强干的优秀人才。它的坏处就是过于残酷，不可持续，筛选人才的成本太高了，不能天天不停的打仗来搞优胜劣汰。法家思想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走向极端化，鼓吹极端的君主专制和思想文化专制，让整个国家的所有资源包括人民的财富、生命和思想头脑都去为战争服务，法家思想极端化的结果就是疯狂扩张的军国主义。
秦国通过商鞅变法，打击了旧贵族、提拔了新阶层、完善了国家治理，但同时也开始不可逆转的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商鞅变法让秦国整个国家都变成了一部战争机器，所有的秦国人除了为对外战争服务其它啥事都别干了。
首先是奖励军功。在打破贵族世袭特权的同时，也让参与战争成了秦国人出人头地的几乎唯一途径，普通秦国人要想改变家族命运提高阶级地位，那就只能去战场上拼命，基本没有其它渠道。无数野心勃勃的人物需要通过战争来获得土地和官位。战功爵位奖赏消耗最多的就是土地。土地从哪里来？刚开始靠改革井田制，把公田转成私田还有一些存量可以用。公田分完了，剩下的就只能从新占领的国土里边来。军功刺激扩张，扩张奖励军功，形成了一个无法停止的循环。
为了服务战争，又搞重农抑商，严格控制商业发展，因为商业可以致富但并不利于战争。战争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和人口，商业并不会促进粮食增产和人口增加，商业会让老百姓去种植更多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去参与生产更高档的纺织品等高端消费品牟利。但战争不需要经济作物和中高端消费品，战争只需要维持战斗人员生存的粮食，还有就是必要的武器装备。武器装备通过国有化的城市手工业来按照计划制造，也无需民间商业活动支持。通过重农抑商，强行遏制秦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劣化经济结构以确保所有资源都被用于为战争提供基础物资。《韩非子·五蠹》中把商人跟游侠、儒生一起列为五种危害社会之人，也是从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讲的。
户籍管理也是越搞越严，一人犯罪十家连坐再配合上犯点小事就杀头的严刑峻法，把政府的社会管控能力推到了极限。这样一来，国家的军事动员能力确实得到了极大提升，基本没有青壮年能逃避兵役，但也为专制君主无节制的提高兵役和劳役数量埋下了隐患。
所有的这些制度安排加在一起，就让整个国家只能在不断进行军事扩张的道路上狂奔，停不下来，越搞越极端。
这种做法在统一六国以前是可以的，一直打胜仗就一直有新的土地和新的财富可以用来奖励军功，秦国老百姓再苦总有个盼头。
等到六国统一了，没有新的好地盘可以扩张了。往北就是游牧民族的地盘没法种地，往南进入烟瘴之地，以当时的技术手段，开垦大量耕地也很困难。还继续延续甚至加强这种军国主义体制，那就不可持续了。以前六国都是开发成熟的文明区域，一个胜仗就能得到好多成熟的土地和其它现成的财富包括人口。文明区域征服完成，还在疯狂的征兵往北边的草原荒漠和南边的森林沼泽里投入，距离更遥远、条件更艰苦，却无法创造足够的军功奖励，底层士兵以及他们的家属必然是怨气冲天。军事动员之外，还要利用军国体制搞大规模劳役，修建长城修建帝王陵墓和宫殿，那就是纯粹的只消耗不产出，老百姓只承担痛苦和负担，不能得到任何回报，不像之前打仗立功了还有土地分，劳役就纯粹累死累活啥都没有。简单来说就是以前的国家管控和动员机制为战争服务，战争有回报有盼头，才可以持续；现在战争没有回报没有盼头了，还在继续强化原来的管控和动员机制，那就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对秦国而言，在大一统之前，七雄之间是生死博弈，要么胜利要么灭亡，没有中间道路可以选择，极端的军国主义是战国博弈的最优选择。但是，大一统之后，最优的国家治理模式就变了，正确的做法是在统一六国以后赶紧转型，推动原来的扩张型军国主义体制向非战时体制转型：降低征兵比例，不要搞大规模劳役，放松思想文化管控，让经过数百年战乱的国家的人民休养生息一段时间。
但是，秦始皇和李斯不这么看，反而认为应该进一步加强。整个统治精英集团都是依靠军事扩张获得的权势地位，要说服他们停止扩张那是很难的，也基本不可能。
可以说，秦国是成也商鞅体制、败也商鞅体制。所谓时也势也，同一套制度在不同的条件下产生的效果完全相反。战乱之时，靠商鞅体制可以雄霸天下一统中国。统一之后，再靠商鞅体制，就会土崩瓦解、一朝灭亡。秦国这个完美的战争机器在国家统一以后迅速走向崩溃，也就在情理之中。
对秦国统一六国这套体制，或者说商鞅体制，不可吹得过高，也不可彻底否定，关键是要辩证的看，它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统一之前以正面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为主；统一之后就是负面的、破坏性的作用为主了。后来儒家一直将秦国称之为“暴秦”，将秦始皇称之为“暴君”，是有道理的，不仅仅是对焚书坑儒的愤怒，秦国和秦始皇的“暴”是对全民的暴，从地主富商到底层百姓全都深受其害，在这个问题上，儒家的说法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
甚至像君主专制和郡县制，在春秋战国时代，也不是越强化越好。不是说分封制就一无是处全是历史糟粕。君主专制不加以节制，很容易走向暴君政治，秦始皇就是代表。在没办法搞人民民主的古代社会，适度的贵族政治可以起到约束暴君政治的效果。郡县制在交通通讯条件较好的地方推行效果好，但郡县制必然会导致官僚政治。在信息通讯非常低效的古代社会，地方官僚作为代理人很容易发现：机械完成上面的政令、同时搞欺下瞒上最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官员很容易迅速腐化并且追求短期收益，不顾本地老百姓的死活。在边远地区保留一定程度的分封制，让统治者的利益跟地方利益有更长期的捆绑，同时给予更大的授权，反而更有利于国家的整体稳定和边远地区的长治久安。这些都要结合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经济地理人文特征辩证的看，搞不好就是“过犹不及、矫枉过正”。
刘邦建立汉朝以后，好多做法就改了，还是以郡县制为主，但局部的恢复了分封制，把刘家子孙分封到全国各地当藩王，还掌握兵权和铸币的权力，以保证随时应对地方叛乱。过了几代人之后，分封的刘家子孙自己叛乱了，中央政府费了好大劲才给镇压下去，于是又压缩了一些地方藩王的权限，但也没有完全取消分封制。中华帝国最强大的汉唐明三代都有分封制，朱元璋把干儿子沐英的后代分封到云南的效果就不错，沐王府子孙世代镇守云南，终明一代云南社会一定很稳定，从蛮荒之地被开发成为了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南明时期云南还成了大西军反清的最后根据地，沐王府的后人到了清朝还一直在积极参与反清复明活动。直到今天，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在边疆民族地区还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香港澳门这些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地区还采取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秦汉时期，彻底的郡县制一杆插到底肯定会有治理模式过度僵化的问题。
从治国理念来讲，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是纯用法家思想治国，统一了中国；秦始皇把法家思想用到了极致，结果秦帝国十五年就灰飞烟灭了；汉朝初年刘邦继承了秦朝的法律制度，也继承了郡县制，也就是所谓的“汉承秦制”。继承了但又没有完全继承，在很多地方进行了巨大的修正。其中一个巨大的改变是放开了思想文化管制，彻底放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继续搞“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让汉朝成为一个思想文化高度自由开放繁荣的古代王朝。整个汉朝都是这样。所谓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儒家学者吹出来的，不是历史事实，汉朝政府没有废黜过任何一家学术思想，诸子百家的书随便读随便讲随便出，官方和民间学者都可以自由学习研究，最多只是官方学校的教材以儒学为主、老师多用儒生而已。中国古代历史上思想文化最自由的两个大一统王朝，就是汉朝和明朝。
当然，虽然没有废黜百家，但儒学地位的上升是不争的事实，它代表了社会中产以上阶层制约皇权的呼声。在法家的世界里，君权是至高无上不接受任何制约的，也不用讲任何道理；但在儒家的世界里，包括君主在内的一切阶层都有自己的权利义务，皇权的行使必须符合“天道”，而天道的解释权则掌握在儒家学者手里。“天道”的关键是两条，一条是“仁”和民本，也就是皇权必须仁慈而且以民生为本，暴君的统治不可接受，这是儒家思想里最好的东西；第二条就是不同等级分别又不同的权利和责任。儒家主张尽可能的恢复封建等级制，认为西周的宗法制度最完美。到了汉朝，儒家学者也知道分封制回不去了，君主专制体制优势明显，大一统就更不应该反对，依法治国和官僚治国的体制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在官僚体制之外，社会关系应该按照封建礼法来进行规范：儿子要服从父亲、妻子要服从丈夫、弟子要服从老师，人的行为需要用宗法道德来加以约束。即使在官僚体系内部，也不能完全靠监督和刑法来解决一切问题，官僚集团自身的道德修养也很重要。这是对法律制度和官僚体制的有益补充。因为社会运行极为复杂，法家以为光靠制定好法律就能让社会稳定运行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有无数的细节是立法者不能顾及的，只能靠道德规范来调整和约束。儒家的这个看法也是正确的。总的来说，儒家的思想比法家要站位更高、看的更加深远而且更符合人性。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指导、以官僚体系和法律制度为工具，才能更好的治理大一统帝国，成为了统治阶层的共识。
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帝制时代最强大最繁荣的汉唐明三代，其体制并不是简单的“秦制”。片面法家化的商鞅体制从秦朝覆灭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被有选择的扬弃了，它被证明非常不适合用于治理一个大一统帝国。汉唐明体制只是部分的继承了商鞅体制，把独尊法家的无限专制君主体制变成了儒法并用、以儒为主、百家思想兼容并包的有限专制君主制。
——多年以前，我看过一些讲《商君书》的文章和视频，里边把《商君书》描写成历代君主秘而不宣的统治宝典。作者介绍了《商君书》中有关如何通过愚民、弱民来强化君权的内容，并认为这才是中国古代皇帝制度的核心秘密。《商君书》大部分并非商鞅所作，但确实反映了商鞅变法和商鞅体制的主要思想。把《商君书》的思想作为理解中国皇帝制度的核心，过度夸大了商鞅体制的重要性。《商君书》的思想在汉代以后就已经被儒家思想所取代，不再是中华帝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跟其它诸子百家书籍一样，对统治阶层仅有非主流的参考价值，不是什么秘而不宣的统治宝典。
儒家的思想天生就受地主富商和贵族官僚阶层喜欢，它对上可以约束君主，对下可以控制人民，而知识分子又几乎全部来自于这个阶层。军功阶层在大一统时代地位下降，行政官僚和财富阶层地位上升，这是儒学在大一统时代兴盛并最终压过法家的一大关键。专制君主和军事统帅天生的倾向于法家。这两股势力在大一统时代反复斗争，是中华帝国历史发展的一大主线。至于墨家等其它诸子百家的思想被淡化，则是所代表的利益阶层力量在大一统时代长期式微的结果，并不是被政府强行废黜而消亡的。但儒家的道德规范过于强调宗法等级，又有很多问题，这对整个中华帝国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我讲中华帝国历史的几本书里边有更深入的探讨，这里就不再多说。
刘邦大量任用儒生，开始了儒法并用的治国时代。同时他也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统一中原以后没有继续大规模对匈奴用兵，采取称臣和和亲等比较屈辱的方式来换取和平，让经历了太多战乱的中国人能够得到喘息。
刘邦的后几代继承人延续了他的政策，并且还引入了道家思想治国，彻底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儒、法、道并行，让国家恢复了元气。到了汉景帝、汉武帝时期，国家已经具备了武力解决匈奴威胁的实力，又开始逐步放弃道家思想，回到儒法并用的道路上来，尤其汉武帝还任用了“理财专家”桑弘羊来管理经济和财政。桑弘羊是管仲学派的忠实信徒，这就把“经济家”的思想也大规模的运用到了汉帝国的治理实践之中，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巨大成功。汉朝的治理，儒家、法家、道家、经济家的思想都在根据情况混杂着用，也就兼顾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从而让它成为另一个极为成功的古代王朝。
总之，到了汉朝，中华文明才算是真正“转型成功”，从成熟的分封制转型为了成熟的皇帝制。君王、贵族、工匠、商人、地主、农民等诸多阶层中间都涌现出来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殚精竭虑、奋不顾身、杀身成仁，儒家、法家、道家、经济家、墨家、兵家等诸多思想流派不断涌现并反复实践，才促成了这次伟大的转型，让中华文明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继续保持着辉煌，使中华帝国成为人类古代历史上最成功最伟大的帝国。
再后面的事儿，就跟先秦上古历史离得太远，不再属于本书的讲解范围了。要看帝国郡县制两千年血与火的进化史，请继续阅读我的另外几本关于中华帝国历史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