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农到秦始皇的一万年（6）大禹治水：战天斗地的中华精神

大禹能够掌握大权，主要是依靠治水。

中国古代的君主权力主要就是两个来源，一个是战争，一个就是治水。这是了解我们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两个根。国家的形成、政府的出现，主要就是为了满足两个需求，一个是保卫公共安全，一个是提供公共服务。战争就是保卫公共安全，主要是跟外界的竞争对手争夺生存发展的资源；治水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由政府来解决一些必须进行跨区域的大规模协作才能解决的问题，除了治水，还有像救灾也是一样。当然水灾也是灾，治水也可以说是救灾的一种方式。救灾这种东西必须跨区域，不仅是水灾，还有旱灾、蝗灾，那都是影响一大片，整个区域大面积的绝收、闹饥荒，靠本土本乡是没法解决问题的，必须从其他地方调粮食才能解决。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组织协调，不然人家凭什么拿出自己的粮食去救济几百里几千里以外的陌生人？

君主制作为一种古代政治制度，有氏族君主制、封建君主制和专制君主制等好多种。炎黄时代是氏族君主制，夏商周是封建君主制，春秋战国之后是专制君主制，春秋战国本身是一个过渡转型的时期，从封建君主制向专制君主制转型。但不管哪种君主制，它都是世俗君主制，不是宗教君主制。也就是说，国王或者皇帝的权力，不是靠说谎话来维持，不是靠吹嘘说君主的权力来自于上帝，而是说：君主的存在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关键是能干好两个事儿，一个是组织军队对抗外敌入侵，同时也顺便镇压一下内部叛乱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另一个就是能组织救灾，搞好公共服务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是世俗君主该干的事儿，如果是宗教君主，那就是天天负责跟神仙上帝对话搞迷信活动，它的权力主要就是靠骗，搞一堆神秘的大祭司来通过宗教仪式获得权力。虽然咱们中国的国王君主也自称天子、受命于天，但那就是一层面纱、一个旗号，本质上还是世俗君主。

这两者怎么区分？为什么说中国君主说自己是天子就是表象，埃及法老说自己的权力来自于神就是本质？主要就看君主背后有没有一个实权的祭司阶层、神权阶级，有，它就是宗教君主制；没有，它就是世俗君主制。中国古代的政府，从炎黄古国开始，至少是从颛顼“绝地天通”以后，政府里边就不再有实权的祭司阶层或者神权阶层了。埃及就有，古印度也有，它的婆罗门就是祭司阶层，是最高等级，世袭的君主贵族都是刹帝利，只能处于第二等级。还有欧洲中世纪，教皇的权力有时候比国王还大，教会系统是一个独立的实权统治阶层。少昊掌权的时候，世俗君主制受到了冲击，颛顼绝地天通给拨乱反正了；后来佛教传入中国，又搞出来一个佛教的宗教特权阶层，中国的军事勋贵阶层通过武宗废佛等一系列的斗争，又给纠正过来的。虽然有这些反复，但中国确实长期一直是世俗君主制。君主权力和中央政府权威大小，主要就是看对内对外的战争压力，还有就是自然灾害的爆发强度。战争压力大、自然灾害频繁，君主权力和中央权威就上升；战争压力小、自然灾害不频繁，君主权力和中央权威就会下降。

大禹治水，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自然灾害频繁带来的君主和它代表的中央政权权力强化的故事。这是在政治上来解读大禹治水的思路。

具体来说，大禹在治水过程中是如何获得权威的？我们首先来看，他治水的地方在哪里。这个很关键。他治水的主战场，在黄河和淮河流域的中上游，通过治理中上游，来实现对中下游的东夷族群和南蛮族群的控制。就相当于掌握了河流的总阀门，上游洪水爆发，下游肯定损失惨重。下游要想过安稳日子，那就得服从上游治水机构的安排、认可治水领袖的权威，领袖让下游出人就出人、让出钱就出钱，确保把上游的洪水治理好，下游地区才能安安稳稳过日子。

大禹治水最关键的地方，是龙门。大禹开龙门是大禹治水传说的重头戏。

龙门在哪里呢？一说在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之间的龙门山，这个地方是黄河穿过吕梁山脉流入关中平原的出口处；一说是洛阳附近的龙门山。关于洛阳龙门为大禹所开凿的记载较多，工程难度也相对小一点，而且它影响可以波及淮河流域，能为大禹涂山会盟、会稽会盟的记录提供支持。附近也发现了王城岗遗址，与大禹治水的年代相符，可能是大禹治理伊河的指挥部。因此我们重点介绍洛阳的开龙门工程，但也不排除大禹在韩城龙门山也有过类似治河活动。有可能大禹在这两个地方都疏导过洪水。

洛阳龙门山在洛阳南边、也在黄河的南边。有一条黄河的大支流——伊河，从这里流入黄河。《水经注》记载:“昔大禹疏龙门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故谓之伊阙。”

根据地质考察，这里的山体有一部分是喀斯特地貌，也就是有很多溶洞，是石灰石长期被水侵蚀以后形成的。伊河流到龙门山这里，河流通过卡斯特地貌流入黄河。但是溶洞跟正儿八经的大河道不一样，它的泄洪能力非常有限。平时水少的时候，就通过溶洞流入黄河了，一旦发大水，它就堵住了，泄洪能力不足，堵在了龙门山这个地方，向四周疯狂泛滥。泛滥之后会找到一个主要的缺口，从东南方向灌入汝河。汝河不是黄河的支流，而是淮河的支流。淮河的泄洪能力比黄河差得多，而且它的中下游也是大平原，这一灌进去，整个淮河流域就惨了，铺天盖地的大洪水。那怎么办？这个问题在淮河下游部落控制的范围内是没法解决的，只能服从河洛地区的领导的指挥，一起来把上游治理好。

大禹的父亲鲧，刚开始就想着多修建点堤坝，把伊河的水给围起来，不要灌进汝河，也不要泛滥到其它地方，形成一个大湖，慢慢的从龙门山的溶洞里边流进黄河。这个方法总是失败，因为泛滥的地方太多了，那个年代有没有钢筋混泥土，拿土石方堆个堤坝，很容易就被下一轮大洪水冲垮。因为堤坝太高了水位，一旦跨坝，洪水的破坏能力比之前更大。所以说，鲧治水的努力，就宣告了失败。这也间接损坏了信任他的君主尧的威信，导致尧被舜发动政变给推翻了，鲧自己也被流放或者是处决。

大禹接替鲧的职务负责治水之后，他就变了一个思路，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叫“堵不如疏”。不修堤坝了，而是想办法疏通水道，提高伊河的泄洪能力，能够快速的把洪水排入黄河。他就组织人在龙门山这个地方，开挖河道。这就是著名的“大禹开龙门”。这个龙门今天还在，就在洛阳南边的龙门石窟那里。我们去龙门石窟游览，石窟旁边那条河就是伊河，大禹开凿的这个河道，就叫伊阙，也就是伊河缺口的意思。伊阙，也就是龙门。

后来很多人对大禹开龙门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因为龙门山是个石头山，不是土山，它由石灰岩和花岗岩构成，非常坚硬。大禹所处的时代还是石器时代或者铜石混用时代，没有铁器，更别说钢，最多可能有一点铜，但铜是很软的，难以凿开钟乳石和花岗岩。至于火药，还要再过两千多年才被发明出来。一大堆人拿着木头和石器，怎么能凿开龙门山呢？后人推测，大禹采用的方法，应该是“火烧水浇”的办法。就是先用大火来烧一块岩石，等烧的特别烫了，再突然浇上去一盆冷水。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石头就会炸裂，变成很多碎块，这样就可以把非常坚硬的岩石给弄碎之后搬走。后来秦国的李冰父子建设都江堰，也是用的这个办法；东汉时期还有人用这个办法在山上开凿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条穿山隧道。用这个办法来开山，只要人力充足、组织得当，不需要铁器和火药也可以。所以开龙门这个事情在石器时代在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不违反科学。

尽管不违反科学，这么大的工程要实现起来也难度极大。正是因为难度极大，才让大禹因此成为了夏朝的开国君主、中国人世代传颂的伟大英雄。在中国人眼里，干成一项大工程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中国历史上的超级工程太多了，都江堰、万里长城、大运河、秦直道。郑国渠等等。能让一个人成为开国帝王的工程，必然需要把那个时代的人力物力发挥到超越常人所能想象的极限。

龙门疏通以后，伊河的洪水就可以畅通无阻的流入黄河，不会再四处泛滥倒灌进入汝河了，同时解决了河洛平原和淮河中下游的洪灾问题。大禹可以说是居功至伟。但他不仅只开了一个龙门就完了，开龙门只是一个标志性工程。尧舜禹时代的大洪水是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东亚地区整体降水量突然增加，中华大地上很多很多地方都有洪水泛滥的问题。大禹凭借开龙门的经验，到处去治理水患。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路线，是沿着汝河往下，进入淮河流域，治理淮河的水患。他在治理好伊河以后，顺流而下来到了今天淮河中游的安徽地区。在这个地方召集淮河流域的诸侯——也就是各个氏族的首领过来开会，研究怎么治理淮河。这种召集诸侯开会的方式，也是他作为新的国家领袖展示中央权威的方式。这次诸侯大会召开的地方在安徽的涂山，史称“涂山之盟”。今天涂山所在的地方，还被叫做“禹会区”——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就是纪念大禹当年在这里开会而起的地名。[1]

涂山的问题跟伊河龙门山的情况很相似：淮河从山体中间流过，河道过于狭窄，平时没事儿，一旦遇到上游发大水，泄洪泄不出去，洪水就四处泛滥。大禹用治理伊河的办法，对涂山河道进行疏通，增强它的泄洪能力，以此来解决淮河水患。

涂山的问题解决完了之后，他又继续顺流而下，来到了淮河和长江下游的浙江地区。在会稽山再次召集诸侯开会。这次开会的主要目的不是治水，而是算账，一方面要论功行赏，另一方面也要求下游地区分担中上游治水的成本。

——今天，我们还把一个单位负责财务的人叫做“会计”，就来自于这次大会。其实它应该读成“会计”，因为它的意思就是开会算账的意思。至于说为什么“会”在其他地方都读作“会”，只有在会计和会稽山这个词的时候才读做“快”呢？这可能跟大禹时代浙江的当地方言发音有关。因为这次会是在浙江开的，参会人士主要是浙江人，直到今天浙江南部像温州这些地方它的方言发音都是很奇怪的，外地人根本听不懂。可能是浙江人把“会计”这个词儿给带偏了，给读成了“会计”。当然这纯粹是个人猜测，古代方言发音这种事情，现在是没法查证了。

后来也有人对大禹在会稽山召集诸侯开会表示怀疑。因为浙江地区在春秋战国时代还被认为是野蛮落后之地，大禹时代就更是一片蛮荒，大禹不可能不远千里到那里去会盟诸侯。一直到良渚古城被发掘出来，证明浙江地区在大禹之前一千年就已经拥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大禹去那里会盟诸侯是理所当然的，代表了中原政权对长江下游氏族的征服和控制力空前加强。

对这次会计大会，有一些下游氏族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治水的好处他们已经得到了，但要他们分担成本就不大乐意。其中有个部落叫防风氏，为了表达这种不满，就找借口，说是路上遇到了洪水道路不通，晚到了两天。大禹很生气，决定杀一儆百，就把防风氏的首领抓起来，当着来开会的各地诸侯的面，直接给杀掉了。

今天，在浙江德清县下渚湖街道，还有一座纪念“防风王”的祠堂。这里距离良渚古城遗址只有二十公里。防风氏族应该就是良渚古人的后裔。良渚古城大约是在大禹之前一两百年被摧毁的。在德清县，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民间传说：防风王是因为遇到洪水，紧急组织救援才迟到的，大禹误杀防风王之后得知实情，深感后悔，下令在防风国建立祠堂并亲自拜祭。

杀防风氏首领，是大禹通过治水来强化中央权威和个人权威的表现。一个诸侯，说杀就杀了，其他诸侯也没敢表示不服，因为大家知道他掌握着上游的河道，也就控制了下游部落的命门；大禹也必须痛下杀手，不杀一儆百，下游部落就不愿意分担上游治水的成本。经过这么一杀，记功算账大会才能顺利进行，大家对成本分担问题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统一服从中央的安排，经常性的进贡制度也顺利建立。

根据《尚书》的记录，大禹将其统治范围划分为九州[2]，并按照距离中原的远近来区分不同氏族对中央的义务：距离首都五百里范围内的为“甸服”，是中央政府直辖区，人民直接向中央政府交纳谷物、牛羊等税赋；五百里之外、一千里以内的是“侯服”，采用分封制，由中央分封的诸侯世袭统治，诸侯对人民征税，再向中央朝贡；一千里至一千五百里之间的是 “绥服”，无需朝贡，但要帮助中央政府捍卫边疆，履行军事义务；一千五百里之外的是要服和荒服，属于蛮夷了。

“五服”体制体现了一种理性务实的政治治理原则——与中央交通越便利的地方，中央管控力度越大，越往边疆管控力度越弱。

大禹建立的这一套治理体系，相对于炎黄古国的霸权模式，又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华国家体制，从霸权制进入了臣服制。霸权主要是诸侯经常性的朝拜霸主，相当于“绥服”，而臣服制则强化了分封制、规范了税收和进贡制度。不服从这套管理体制的，就会遭遇中央政府的征讨。尧舜禹时代，都对不服从北方中央政权的“三苗”进行过讨伐，大禹就曾经亲征三苗。经过大禹的征伐以后，“三苗”这个概念就从古史记录中消失了，说明征伐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诸多考古学家认为，石家河古城被毁灭就与“禹征三苗”有关，因为“中原龙山文 化对石家河文化的取代，正好与文献中‘禹征三苗’而使其‘无世在下’的记载吻合。” [3]即“在公元前2100前后，王湾三期文化[4]和石家河文化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巨大变化，王湾三期文化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南下，造成方圆千里的石家河文化的覆亡，城垣被毁，特殊的宗教祭祀物品基本不见。这样剧烈变化，绝不可能是一般性的文化交流、贸易等可以解释，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原和江汉之间大规模的激烈战争所致。”[5]

大禹在会稽山开完会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有一种说法是大禹杀掉防风氏这个事情还在当地激起了一些不满和反抗，所以他开完会也没能很快就离开，而是一直在组织安抚或者镇压这些反抗。最后，他就死在了会稽山附近，并安葬在了这里。今天，会稽山上还有大禹的陵墓。

大禹的一生，是奔波劳碌的一生，他生于长江之头、葬于长江之尾。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大河，治理各地水患、完善了国家治理体制，最终成为了炎黄古国之后的新一代中华国家——夏王朝的开创者。他也继炎黄古国的创始人黄帝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英雄人物。他在治理水患过程中“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奉献精神，“堵不如疏”的治水智慧，永远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有很多人拿大禹治水的故事跟《圣经》中诺亚制造方舟躲避大洪水的故事进行比较：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在面临自然灾害的时候，选择的是迎难而上，用智慧和汗水来战胜灾难，为人民造福；而《圣经》中的英雄人物，则完全不敢对抗上帝的意志，只能制造一个方舟来躲避大洪水，被动的等待洪水退去。让洪水把绝大多数人类和动物都给淹死，就保留少数的幸运者。两相对比，我们更有理由为我们民族的历史感到骄傲。

[1] 《左传·哀公七年》里边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万国是一个虚数，表明来参会朝拜的诸侯数量极多。考古发现，在大禹的时代，也就是距今4300年左右，中华大地上分布着许许多多很小的城邦氏族。这就是古籍中所说的“万国”。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大的氏族城邦不断吞并小的氏族城邦，诸侯国数量开始慢慢减少。战国时期的古人，就已经从古史传说中总结出来了这样的规律。《战国策·齐策》里边说“当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而称寡者，乃二十四”。西周时期分封和臣服的诸侯国加起来大约有四百个，又经过数百年的征战兼并，到了战国后期就只剩下七八个大国了，最后被秦国统一为了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左传》里边说“万国”虽然是一个虚数，比较夸张，但并非虚构瞎编的，而是来自于时代传承的历史传说。大禹时代，中华大地上的氏族诸侯国真的很多，所以才有“执玉帛者万国”的说法。

[2] 大禹并非将中国按照州来进行划分的第一人。《汉书·地理志》中记录，尧时期就已经把天下分为十二州，禹后来再调整为九州。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容成氏（上博简竹书）》中，也记录了一些跟《尚书》中不一样的州名，某些州名似应在禹分九州之前就已经存在。（陈伟，《竹书容成氏所见的九州》，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3] 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J].中原文物,1995(02)

[4] “王湾三期文化”是指约公元前2400年以后的龙山时代晚期，中原腹地的考古学文化，亦称为河南龙山文化

[5] 韩建业.龙山时代的文化巨变和传说时代的部族战争[J] .社会科学，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