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农到秦始皇的一万年（7）夏商时代：广域王权与甲骨文

大禹虽然名义上担任国君，由于长期在外边治水，河洛这边中央政府的工作应该一直都没时间主持，主要是他的儿子夏启和宰相伯益负责。他死在了会稽这么遥远的地方，也没来得及认真安排继位问题。大禹死了以后，夏启和伯益谁来继承君主的位置在贵族内部也出现了争议。《史记》里面说伯益威望更高，但主动离开了首都，把君位让给了伯益。从尧一直到启，《史记》的记录都是全面采纳孔子的说法，不想当君主、不想把君位传给儿孙的圣人辈出，有点过于理想化，恐怕不符合历史事实。还有一种说法是夏启和伯益为了争夺王位的继承权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竹书纪年》里边说的是“益干启位，启杀之”。两边的战争持续了很久，夏启可能还被抓起来囚禁过一段时间。但最终夏启还是成功击败了伯益，获得了王位的继承权，终结了尧舜禹时代君位传承的乱局，进一步确立了君主世袭制。

夏启确立君主世袭制的战争，最有名的一仗是与反对他继位的有扈氏的“甘之战”。“甘之战”的地点，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爆发于关中地区，那么就是炎黄内部的斗争。夏启带兵从河洛地区逆流而上，在关中平原南边的甘这个地方，跟反对他继位的有扈氏打了一仗。那个地方历史上一直叫户县，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鄠邑区。鄠、户、扈这三个字的读音是一样的。户县就是当年有扈氏的领地，它西南部有一条甘峪河，发源于秦岭山脉，从甘河镇穿过。户县和甘河镇都跟古籍里边对甘之战的描述对得上。另一种说法是爆发于河洛平原地区。《左传》中记载，东夷少昊氏里有“九扈”这个官名，分管农业的，有扈氏应该就是其领袖担任九扈一职的氏族。那么这就又是一次炎黄与东夷争夺领导权的战争。《尚书》里边，保留了一篇叫做《甘誓》的文献，就是夏启发动甘之战的军令，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篇军事文献。

夏启通过战争获得王位继承权以后，那些相信尧舜禹之间是和平“禅让”的人就说，这是一次历史发展倒退，“公天下”从此就变成“家天下”，以前都是选择品德高尚才能突出的人继位，大家都是一心为公的，从夏启开始就是一家一姓永远垄断王位。这个说法并不靠谱。在尧之前，炎黄古国的国君，一直就是在黄帝家族内部继承的，黄帝死了就是他儿子少昊继位，少昊死了就是他弟弟的儿子颛顼继位。只是到了舜上位，才出现了非黄帝后裔担任君主的情况，这是一个特例而非惯例，而且还很可能不是和平交接。还有第二条，原始部落的推举制，比如蒙古和后金的大汗推举制度，都是在上一任大汗儿子兄弟内部推举，没有跨家族的推举。血缘继承在尧舜禹之前有、之后也有，不存在搞君主血缘继承就从“公天下”变成“家天下”的问题。相反，舜与朱丹的战争、夏启继位引发的战争，都说明一个问题：最高权力的交接是一件非常危险而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情，这在上古时代、中古时代和近现代都一样。如果没有一个非常清晰明白的规则，那每一次交接都肯定是腥风血雨。

夏启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太康继位，没过多久又被来自东夷族群的后羿发动政变给赶下台了，被称为“后羿代夏”。几十年后，太康的遗腹子少康长大成人，在忠于夏后氏的各大氏族支持下，发兵攻进首都、杀掉后羿，恢复了夏朝的王位。到了少康这一代，夏的君位继承制度才算稳定了下来。从此以后，国家进入了一段长期和平发展的时期。

从炎黄古国早期的少昊氏在东夷继位带来的的风波，再到尧舜权力交接带来的改朝换代的战争，以及夏启和伯益的战争、少康与后羿的战争，通过无数次血与火的教训，中华古人才摸索出来了一套比较稳定的最高权力交接制度。在交通、信息传播、文化程度都非常落后的农业社会，王位的血缘继承制度是最有利于社会长治久安的制度，有利于中央权威的建立和政府的高效运转。从部落推举制到血缘继承制，这是一段政治制度不断完善、政治文明不断进步改进的历史。

夏的存在，有比较明确可靠的文献证据。《尚书·多士》中就有“成汤革夏”之语；《尚书·召诰》中周公说：“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周公借鉴历史经验的时候，就把殷和夏并列，即将夏视为跟殷一样的朝代。孔子《论语》中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又在《礼记》中说：“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也就是孔子不仅明确夏的存在，还能了解部分夏代的体制，而且在孔子时代，商朝分封的夏后氏后裔所居住的杞国还在，他还去了杞国一趟，虽然没有收集到让自己满意的资料，但也看到了夏的历法。孔子看到的文献可能不全面，但杞国作为夏人后裔所居之国是客观存在的。商朝将夏人后裔分封于杞国，周朝继续分封，在春秋时期杞国还保存着夏时代的历法，此事一定为真。春秋战国关于杞国的记录非常多，关于夏的文献可能伪造，杞国这么一个当时还存在的诸侯国不可能是孔子伪造出来的。

不过，由于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在考古中发现夏朝的文字，商朝的甲骨文也只是用来算卦的卜辞。算卦主要是祭祀神仙和祖先，向他们询问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不会讲历史故事，更不会去提前朝的历史，因此甲骨文中没有发现关于夏代的记录。有关夏代的明确记录最早只出现在西周时期。而西周史料保存至今的也极少，其中关于夏代的历史也相当简略，这就让很多人怀疑夏是否真实存在过。

既然在夏朝之前的陶寺古城时代就已经有广域霸权国家出现，陶寺毁灭之后的五百年间历史当然不会倒退到氏族邦国社会。1959年，考古学家在河南洛阳附近发现了距今3800年到3500年的二里头遗址。鼎盛时期的二里头遗址范围超过300万平米，其中，宫殿区的面积不小于12万平方米，还有长七百米宽十米的城市大道。再加上考古学发现的二里头文化辐射范围，证明了在史料记载的夏朝中后期，中原地区确实已经出现了广域王权，比陶寺古城所代表的广域霸权又进了一步。[1]夏朝的存在才算是有了比较可靠的考古证据。[2]

此外，《礼记·淄衣》中有 “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的说法。近年来整理出的清华简《尹诰》中有“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清华简《尹至》中又说“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这里的尹是商朝名臣尹伊，辅助商汤灭夏的关键人物。学者据此认为，商人可能把夏称之为“西邑”。因为商是东夷，夏朝在其西方。而“西邑”这个词在甲骨文里边是有的，而且还出现过很多次。甲骨文中，商人把祖先所居之地称之为“大邑商”，与“西邑夏”类似。大禹有南征三苗的武功，又在涂山、会稽会盟诸侯，夏朝鼎盛时期的控制范围应该与黄帝不相上下。但古代王朝，到中后期控制范围都会大幅度萎缩。估计至少从夏朝中期开始，夏朝就已经基本失去了对东夷地区的控制权[3]。商人统一东夷，便将夏视为与自己平等的“西邑”之国。

夏的最高统治者不称王，而是称后。当时可能又“诸夏”的概念，即诸多炎黄氏族都自称夏，其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氏族被称为“夏后氏”。《诗经·大雅·荡》中留下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成语。这里的“夏后”就是指的夏后氏，夏后之世就是指的夏国或夏代，而不是夏后边的意思。建立周朝的氏族也自认为是“诸夏”，在西周官方文献中才有“肇造我区夏”之语。

夏朝经过四百多年，最后终于土崩瓦解，被来自东夷族群的商族推翻。

商灭夏这个事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改朝换代。据历史记录是因为夏朝最后一位君主桀是一个暴君。从后来的历史来看，亡国之君一般都会被扣上暴君或者昏君的帽子，但一个庞大王朝的落幕，不大可能是末代君主个人的责任，必然是整个政权精英阶层长期整体腐化堕落的结果。

商人的始祖叫“契”，应为曾经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4]。商族因此而来。

炎黄为代表的华夏族群，长期以来都是定居式的农耕生活。商族则是半农半牧的迁徙式生活方式。如果是野草茂盛的土地，那就用于放牧；如果是森林，就采用“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方式来耕作，先防火烧山，灰烬用于肥地，然后播种等待收获。刚开垦的土地比较肥沃，随意播种也可以收获不错。经过一段时期的种植，土地就会变得贫瘠，他们就会另外寻找合适的地方重新放火获得新的土地。这种耕作方式被学者称之为“游农”。

商族的首领契之前被大禹分封到商丘，但商族没有因此改变生活方式，没有在封地定居，他们把土地开发的差不多之后，就放弃了这块封地，自行往东北方向迁徙，进入河北甚至东北地区。从先祖契到灭夏这段时间，商族经历了十四代首领，迁徙了八次。

商族推翻夏朝以后，占据了中原之地，成为中央霸主，刀耕火种、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也跟着改变，开始了长期定居和定都的生活。商汤建都于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郑州市，在这个地方定都了150年之久。

定都于毫一百五十年后，商朝衰落，内部因继位问题出现了严重内乱并因此多次迁都。这场内乱经过九代商王才终结，史称“九世之乱”。一直到第十九代商王盘庚迁殷之后，才又稳定下来，重新进入了一个长时间的繁荣时期。

定居于毫之后，商族的农耕和手工业等水平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青铜器制造水平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远远超过了夏朝中后期二里头遗址的水平。毫都遗址——也就是郑州商城在1955年才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城市总面积高达2500万平米。之前南佐、良渚、石峁、陶寺、二里头这些上古大城都是百万平米级的。而殷墟遗址面积就更大，核心区面积就超过了3600万平米，核心区外围还不断有卫星城或手工业聚集区被发掘出来。在殷都南边，还修建了一座城墙内面积达600万平米的朝歌城，专门用于军事防御。商朝最后一代君主商纣王就是在朝歌城中自焚而死。

东夷和华夏相比，一直就是农耕定居文明相对欠发达、渔猎游牧商业等活动更发达，其原始宗教迷信活动盛行，才有黄帝死后“少昊之衰、九黎乱德”的事情，然后颛顼铁腕整理，“绝地天通”恢复了华夏正统。商人作为东夷族群的代表，也十分喜欢搞原始宗教迷信，还有杀俘献祭和殉葬的野蛮风俗。尽管商朝在城市建设和手工业发展方面超过的夏朝，但其野蛮落后的风俗却保留了下来，其中最恐怖的，就是大量的人牲和人殉。

所谓人牲，就是把活人当成祭品杀掉祭祀天神和祖先；所谓人殉，就是贵族死后把奴隶妻妾等人杀掉为自己陪葬。

胡厚宣先生曾经从著录甲骨文字的九十种书刊，以及他自己长年搜集尚未著录过的甲骨资料中找出大量有关人祭的卜辞。光商王武丁时期的人祭卜辟就有甲骨673片，卜辞1006条，祭用9021人，另外有531条未记用人数。其中一次最多用五百个奴仆作祭祀。[5]

这些人牲的来源，主要是战俘。商朝王族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不断的组织军队四处征伐，俘获战俘，然后大批量的杀掉祭祀鬼神。每次出征之前，商王都会请祭司在龟甲上刻字占卜，询问战争的凶吉；祭祀之前，又会再次占卜，询问杀掉多少俘虏和多少牛羊来祭祀神灵，神明才会满意。因此，这些掳掠战俘杀掉的事迹，就被大量的记录在甲骨文之中，又被考古发现的祭祀坑所印证。

杀人祭祀的理由很多，比如修建王宫，奠基的时候要埋人，而且专门用儿童，打桩立柱的时候要杀人，被杀者尸骨就埋在地基里边，安门的时候要杀人，最后修建完成了举行落成典礼，再在建筑物的前边挖坑埋一些活人作为祭祀。殷墟小屯北地乙组基址是王家宫殿遗址，其建设从奠基到落成，就杀埋了889人；丙组基址为祭祀的地方，建设过程又杀了97人[6]

陪葬的情况也相当普遍。殷墟附近的大墓普遍陪葬人数在三四百人。而一般的中型贵族墓葬，也普遍有数十人殉葬。在首都以外的地区，比如大司空村，这里只是普通的商族人聚集地，在小型墓地里边，也发现了不少殉葬，殉葬人数一般只有一两个人，应该是稍微有点钱的商族人，将其蓄养的奴隶杀了陪葬。可见殉葬是商族内部从王公贵族到一般富民都喜欢的风俗。[7]

由于高度迷信，商王特别喜欢占卜问神，各种战争和祭祀都要让祭司在甲骨上刻字占卜，这就让大量的文字被刻在甲骨上保存了下来。经过几千年的掩埋，终于在近代被考古学者发现，让甲骨文成为了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熟文字。相反，夏人没有这种落后的习俗，也就没有把文字刻在甲骨上的做法。夏人可能也有文字，但刻在竹片或木头上是无法在地下保存数千年的。因此夏时期及其以前的考古，一直以来没能发现比较系统的文字。商朝也有刻在竹片上的文字，因为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册”这个字，《尚书》中也说“唯殷先人、有典有册”。但这些正式的典籍也无一得以保存。

为中华文明留下了最早文字记录的，恰恰是商人占卜人牲这种落后野蛮的习俗，这是一件颇为让人感到尴尬的事实。

[1] “广域王权”为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在《何以中国》中提出的概念。另外一种演进路径是严文明提出的“古国—王国—帝国”模式。韩建功在此基础上分析提出，二里头之前包括陶寺在内的文化都属于古国，陶寺最多只能算是“雏形王国”，其影响由“局部变为接近全局”，只有二里头文化，“能够海纳百川菁华而又播之四海，对周围影响的深度和广度空前提高，才算形成稳固的世袭王权，进入真正的王国阶段”（《中华文明的起源，113页》）。本文认为，“雏形王国”是一种介于区域王权和广域王权之间的概念，即王权主要在局部区域内有效，对广域全局的影响以霸权形式为主，故以“区域王权-广域霸权-广域王权”作为夏商即以前上古历史演进脉络的模式。区域王权为古国，如石家河、良渚等；广域王权为王国，夏商周都是；二者之间的过渡形式陶寺形态为广域霸权。

[2] 二里头是夏文化的代表为学界公认。但二里头是否一定是夏朝的都城还存在争议，它的面积小于陶寺，而且也没有发现陶寺那样的王者大墓。它可能只是夏朝的“次中心”或“副都”而非首都。

[3] 考古发现，与夏早期文化对应的王湾三期文化对江汉地区影响较大，而对华北黄河下游地区影响较小（《中华文明的起源》，195页）。夏朝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对黄河下游地区缺乏统治力。夏与早商可能是长期并存的两个政权。

[4] 也有说古商丘在河南濮阳或河北漳水流域（《中华远古史》177-180）

[5] 胡厚宣. 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下篇)[J]. 文物, 1974(8)

[6] 胡厚宣. 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上篇)[J]. 文物, 1974(7)

[7] 《殷商史》，152-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