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农到秦始皇的一万年（8）武王灭殷：民本仁政思想的崛起与胜利

商朝经过四百多年，又再次土崩瓦解，被来自炎黄族群的周族推翻。

周天子的直系祖先叫做“稷”。稷的本意，就是稻、粟、稷三大农作物中的一种。在炎黄古国和夏王朝，稷同时还是官位名称，也就是分管农业耕作的官员。炎黄古国时代一直到西周，重要的官位都是家族世袭的。周天子的祖先世代担任稷这个职位，周族人就把稷当成是最高祖先神来祭祀。

商灭夏之前，夏朝内部政治混乱，周人祖先可能是在政治斗争中失意，不再在朝廷中任职，带领族人回到了黄帝氏族的发源地周原——也就是南佐古城所在的董志塬——附近生活。周人掌握着可能是当时全中国最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他们从周原出发不断往外扩张，逐步进入并控制了关中平原。随着商王朝控制力的扩张，周人还是不得不商王表示臣服，接受其分封，被封为“西伯”，为西方诸侯之长。周国就成了商王在西北地区的统治代表。

商王贵族非常喜欢抓获战俘来杀掉做人牲，这些人牲往往被称之为“羌”。甲骨文里边经常记载商王用几个羌几头牛来祭祀，这些作为战俘的羌人，在商王眼里就跟牛羊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甲骨文里边有个字“用”，就是用于祭祀的意思，一般是用羌，还有用牛用羊等等，商王几乎每次占卜都要“用羌”，就是杀掉祭神，而且用的花样百出：伐羌，就是枭首；肔羌，就是拽肠子清内脏；卯羌，就是一刀竖着劈成两半；戠羌，就是挂起来风干；胹羌，就是煮头，等等，各种残杀虐杀。而羌的来源主要就是西北方向的落后氏族。

周人为华夏后裔，与夏后氏长期通婚。周文王的王后叫太姒，就是夏启的小儿子姒武观的后代。周人长期以农耕为生，宗教迷信思想色彩很淡薄，也没有人牲和人殉的习俗，对商朝统治者血腥野蛮的做法相当不满。他们来到周原以后，跟西北地区的地方氏族既有争夺地盘的斗争，也有文化经济上的合作交流。周人深知商族武力强大，仅靠周人自己的力量绝对无力与之抗衡。要推翻商的统治，就必须要实现以羌人等各个被商人残酷迫害的氏族联合。

所谓 “物极必反”，殷商贵族的血腥暴政，在周人中催生了一个让中华文明大飞跃的概念——仁义道德。为了团结诸侯、强大周族，周国国君采取与商朝完全相反的政治路线，对内对外都奉行怀柔策略，其典型代表就是周文王姬昌。他对内奉行德治，提倡“怀保小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实行裕民政治，就是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民有所积蓄，商人往来不收关税，有人犯罪妻子不连坐等。姬昌自己也生活勤俭，穿普通人衣服，还到田间劳动。对外，他主张公平对待周边相对弱小的氏族，而且积极充当各个氏族诸侯之间冲突的协调人。《史记·周本纪》记载，诸侯国虞国、芮国发生纠纷，闹得不可开交，没办法想请姬昌仲裁。及到周地，看到周国人相互谦让，长幼有礼，非常惭愧，说道：“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相互礼让而去。诸侯听闻了这件事情，凡是有矛盾纠纷都来找姬昌评判。

据说，姬昌还干过一件事。商纣王发明了“炮烙”的酷刑，就是把人绑在铜柱子上，在柱子下边烧火将人活活烤熟。商王用酷刑来虐杀战俘、奴隶是传统，但商纣王这个酷刑这么出名，可能是把它用到了对付诸侯甚至王公贵族头上。姬昌就表示愿意用周国洛河附近的一块土地来换取废除“炮烙”的酷刑。商纣王同意了这个请求。这样，姬昌的仁德之名就不仅在西北地区传颂，连商朝的贵族大臣们也对此表示赞赏。

以仁义道德的原则来治理国家和处理国际关系，成为了姬昌的一大法宝，这在之前的中国历史上也是从未出现过的。商朝打着信仰天帝的旗号，进行血腥统治，与仁德无关；夏启在《甘誓》中就有“恭行天罚”的说法，可见夏人也有打着天道进行统治的意识形态。夏朝统治虽然不如商人那么残暴，但也没有任何痕迹表明夏朝统治者曾经将天道解释为仁德。统治者应该以仁德来治理国家，构建社会秩序和国际秩序，这个观念是周人最先发明的。上天、上帝这种超自然的主宰，他们的价值立场被周人锁定了，就是仁，绝不是暴，这就从意识形态根基上否定了商王打着祭神的旗号随便猎杀羌人的合理性。

——在政治斗争，先树立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用于对抗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借此获得革命的合法性，团结各种力量推翻统治者的方式，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

周文王姬昌通过高举仁义道德的政治旗帜，迅速团结了全国各地深受商朝暴政压迫的氏族诸侯，甚至在商朝的王公贵族中间也争取了一部分同情。其中，姬昌还采取了一个关键步骤，就是邀请羌人中的贵族代表——姜子牙担任太师、首席智囊，又让太子姬发娶了姜子牙的女儿邑姜为妻。

姜这个姓氏，就是从羌这个字来的。上古大姓都要带女字旁，姜姓其实就是羌字下面加了个女字。周人在西北地区长期和羌人交流，周国内部也就形成了两大政治力量，姬姓和姜姓。姜姓族群，是羌人融入华夏农耕文明的族群代表。姜子牙与周王室联姻，周人与羌人遂结为牢固的政治同盟。

通过这些政治手段，姬昌已经基本上把推翻商朝统治的行动准备成熟。这也引起了商王的警觉，商纣王曾经以接受赏赐的名义把姬昌招到首都然后囚禁在了羑里。但商朝贵族内部早已腐朽，且其中不乏同情姬昌之人。姬昌通过游说、贿赂等方式，让纣王周边的亲信纷纷劝说纣王释放姬昌。纣王终于相信姬昌是大大的忠臣，不仅把姬昌释放，而且还赐给他弓矢斧钺，让他拥有代天子征伐之权。

姬昌在世期间，一直没有直接发兵攻打商朝，而是继续苦练内功壮大国力、提升国际威望，等待合适的时机。姬昌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周武王姬发带兵来到周商交界处的孟津，试探诸侯和殷商贵族们的反应。各地诸侯纷纷带兵前来朝拜，支持武王伐商。但商朝贵族内部仍然保持团结，周武王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带兵返回，史称“孟津观兵”。

又过了两年，商纣王与贵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纣王杀大臣比干、囚禁了太师箕子，把长兄微子赶出朝廷回到自己的封地。比干、箕子、微子这三个都是王室贵族，主张改革暴政推行仁政的，被称为“殷末三仁”。这三个人或死或囚或走，殷商统治阶层内部矛盾彻底激化，到了完全不可调和的阶段，又有太师疵、少师强等朝廷重臣直接出逃奔周。

这时，武王才认为推翻商朝的时机已经成熟，宣布“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带了五万兵马，正式渡过孟津伐商，其中周人精锐只有三千，其余的则是羌人等各地盟军。

商纣王认为这个数量的军队想要造反就是个笑话，压根就没想到要利用朝歌高大的城墙组织防御，带领了七十万大军前去镇压。但这七十万军队中大部分都是被迫服劳役的奴隶，其中很多羌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心甘情愿为商王卖命。两军交战，大部分羌人奴隶直接临阵倒戈。相反，姬发带领的五万大军都是训练多年的精锐，其主帅就是姜子牙。他和他带领的羌兵跟商王那是几百年的血海深仇不共戴天，冲锋陷阵根本不需要动员。姜子牙七十多岁了，还亲临第一线组织冲锋，拼着老骨头散架也要把商给灭了。双方在牧野之地交战，《诗经·大明》记录了这次战争的场面：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战斗从早上开战，到了中午商王大军就被击溃。纣王仓皇逃回朝歌，但他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守城了，只能在宫殿中引火自焚，商朝灭亡。

此后，武王再派遣姜尚等大将分兵攻打其他忠于纣王的势力，也很快取得胜利。

周灭商之战，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闪电战，周王大军只用几天就推翻了一个持续时间达五百年的超级王朝。商纣王也确实是众叛亲离，几乎所有的诸侯都支持周王。商朝贵族内部，也有很多人对纣王相当不满、对周王有同情心理。毕竟文明在进步，即使商朝贵族中也不乏有良知的人士，不可能全都对大规模人牲视而不见。商纣王压抑这些内部改革派，采用炮烙等酷刑来对待他们，还宣布改革祭祀制度，只祭祀商王的直系祖先而不再祭祀天帝，就是想要强化商王权威而削弱贵族势力。周文王针对商朝的统治弱点，苦心经营近半个世纪，最后把布置好的棋局交给儿子，让他可以以天为单位推翻一个五百年大帝国，不愧为人类历史上顶级战略大师。

在帮助周灭商的诸侯国中，有来自四川的古蜀国。二十世纪初期，考古学家在今天成都北边大约一百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三星堆遗址。它的青铜器制作水平与商朝同一时期基本保持一致，同时又有非常强烈的地域文化特点，尤其是纵目青铜面具数量众多而且为三星堆所独有。这里应该就是助周伐商的古蜀国的首都，是一个在西南地区独立发展了上千年的古文明。在周灭商前后，大量的三星堆青铜器被埋葬到地下，存在了至少数百年的三星堆城址被摧毁。这个大事件与周灭商有无关联现在还不得而知。有人认为三星堆是黄帝的儿子昌意与蜀山氏联姻之后创立的邦国；有人认为它是商灭夏以后，夏后氏遗民建立的文明；也有人认为它的衰落是周灭商以后翻脸不认人，派兵消灭了古蜀国。这些说法都是猜想，由于三星堆遗址中没有发现文字，它和传世古史的关系，可能永远也无法得到明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