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经济崛起（下）—框架

本文共计二万五千字，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发布。核心思想和内容来自李晓鹏《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一书，增加了最近的一些新观察新思考。

——分析理解中国崛起的关键框架总结

对中国而言，我们不仅要对外推广成功经验，自己也要继续深入研究、总结、探索。总结中国经济崛起的经验，我觉得至少要从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个方面是要重新解读中国的历史，更深刻的理解中国古代的治国传统。

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思考如何管理好中央集权式的郡县制政府。如何避免这样的政府权力失控？经过多次改朝换代，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非常深刻了。中国古代在反腐败、反特权和政府治理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这深刻的影响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同样是社会主义体制，中国成功了而苏联却失败了。苏联为什么会解体？因为他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建立起一个能够管理所有生产资料的集权化体制之后，官僚体系变得无所不能，既掌握行政司法，又掌握生产资料甚至生活资料，成了社会资源绝对的控制者。这种情况下，官僚体系变成了一个特权集团，并且迅速走向腐化堕落。

苏联没有中国这样几千年的集权制政府治理经验，面对这个问题，他们不知道如何解决。反之，在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国有一套非常成熟的职业文官管理制度和思想。今天我们搞反腐败、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这种传统治国理念的体现。中国的领导人一直都很清楚，治国就是治吏。全民和全社会对这种做法的认可程度也非常高，都是几千年历史文化教育出来的，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也知道里边的利弊得失。苏联在很多历史时期都探索过把市场经济跟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包括新经济政策、柯西金改革、戈尔巴乔夫改革等，但全都失败了。

所以说，不是苏联领导人不想搞市场经济，也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没法跟市场经济结合，关键是他们的官僚管理体制不行，尺度掌握不好，不是杀的太狠就是放的太宽，最后把自己折腾解体了。中国在这方面也走了一些弯路，但对节奏和细节的把控能力，远远超过了苏联的水平，这才取得了成功。

这是跟苏联比，我们在跟欧美国家比。我们是职业文官、职业政治家治国。要想当个县长、处长，官员必须从基层一步一步做起来，没有十多年的政府工作经验，不可能当市长；没有二三十年的经验，不可能当省部级以上的干部。我们的体制是实干型体制，谁上谁不上主要看实践出来的成绩；欧美国家的体制是业余政治家体制，不管是商人还是电影明星，登高一呼参加竞选就能当市长州长甚至国家总统，那些所谓的职业搞政治的，其实是职业搞竞选的，平时的工作就是作秀拉选票和筹款，擅长表演而不是实践，本质上是政治演员，跟我们中国在实际工作岗位几十年如一日成长起来的政治政治家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政府管理是高度专业化的职业，欧美的政治家跟中国的政治家相比，就是业余选手和职业选手的差别，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不要用你的业余爱好去挑战别人的饭碗。西方与中国政治制度的竞争，就有这么大的差距。

在职业政治家制度下，在确立了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路线以后，不同地方、不同部门的政府之间围绕经济增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官员们为了民生政绩而拼命干活，这里边既有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的支撑，也有保住自己饭碗和追求个人政治进步的动力。这也是我的《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里边探究的一个重点。

美国的科技企业是很厉害很值得尊重的，但美国的政府官员的水平是很差的。以前没有中国，这种一高一低的配置还能通吃，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市场经济改革，现在企业也很厉害，政府也很厉害，它就注定会慢慢的被我们比下去了。中国的制度比美国的制度好，主要就体现在政府和国有体制厉害。民营企业两边都很厉害，差别不大，差距主要还是体现在政府治理上。现在美国单个的科技企业创新能力还可以，但基础设施和社会治安是越来越差，已经开始撑不起企业的创新了，政府治理能力不行是它未来发展的关键短板。

研究中国崛起的第二个重点，是中国历史上的人民革命传统。

儒家和法家思想治国能够出现盛世，但经历过长时间的繁荣以后，它就会逐步迅速衰落，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出现一次大的改朝换代。这种改朝换代并没有让中国彻底堕落，经过改朝换代之后，我们又会出现新的盛世。这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关键——我们具备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来完成内部革新的能力，这是一种凤凰涅槃的能力，是其他文明所不具备的。所以其他近代以前强大的古文明，除了中华文明以外，全都衰落了，至今无法崛起。能够在现代再次崛起的只有中国。

这次崛起的根基是什么？不可否认，就是革命，从1921年到1949年的红色革命，没有这次规模空前的大革命，今天的一切成就都是不可想象的。革命把一切腐朽的落后的旧势力都扫除了，给社会精英阶层来了一次彻底的大换血，国家才因此重新焕发活力。我们需要正确理解，从革命战争到建国再到改革开放的发展路径，它的内在发展逻辑是什么？从革命到建设、从革命到盛世的发展规律是什么？要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不能一说中国文化传统就是儒家、法家，那只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方面，主要用于和平时期治理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就是老百姓革命造反的传统。这里两者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可以说缺一不可，少了谁都不行。光会造反不会建设不行，光会建设不会造反也不行。

二者之间看起来像是互相否定的关系，但从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其实又是互相促进彼此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有非常深层次的内在联系。这个内在联系，关系到中华文明真正的内核。我在《中国崛起》这个书里边讲了一部分，点到了一些关键点，比如去宗教化的世俗主义、人本主义世界观、基于大禹治水的集体主义传统等等，但讲的还不够全面不够透彻，后来又另外写了一套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书，包括《帝制与盛世》、《变法与失序》、《晚清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等等。但也不敢说把这个问题讲透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理解中国崛起的第三个关键点，是要正确认识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价值和缺陷。在经济上，就是要正确认识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价值和问题。

我们先说自由贸易。西方经常用自由贸易等术语来攻击中国，对我们发动贸易战；或者说我们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对我们的产品搞反倾销。

我们要正确理解自由贸易与西方殖民霸权的关系，不能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一方面要坚决反对西方殖民霸权，一方面又要欢迎真正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

我们要很清醒的知道，西方近代的崛起不是建立在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殖民征服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经常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说，西方人搞了自由贸易、市场竞争，建立了民主体制，然后就变得强大了。这显然颠倒了因果。它不是搞先搞自由贸易和民主选举，然后再强大。它是先搞殖民侵略，拿着殖民侵略抢来的资源去发展经济，等到经济上的优势已经确立以后，才开始推自由贸易。

工业革命爆发于1776年，亚当·斯密主张建立市场经济的《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然而，英国的全球霸权早在1776年之前就已经形成。它在工业革命之前一百多年就侵略了印度。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这个称号也不是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出现的。它在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之后，就奠定了全球霸主地位，自称“日不落帝国”了。英国人的发家史，是首先建造轮船和大炮，在全世界进行殖民征服，到处抢资源发了大财，尤其是控制了印度，把印度的棉纺织技术引进到了英国国内，并用高关税禁止其它国家的纺织品进入英国市场，又强迫印度以零关税进口英国的纺织品，这才扶植起来它本国的棉纺织业。棉纺织业兴盛以后，才有了珍妮纺纱机和蒸汽机这样的技术革新。等到它的棉纺织业技术最先进了，它才开始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在全世界倾销它的纺织品，谁不允许它“自由贸易”它就打谁。

我们需要理清楚前后关系，这样才能明确西方国家的发展逻辑，不能幻想简单通过自由市场就能发展起来。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自由贸易是要支持的，不能将自由贸易视为错误。问题的关键是，不能将自由贸易建立在西方霸权的基础之上。自由贸易的前提是平等和安全，不是你有核武器我有纺织品、你有航空母舰我有粮食土豆这种“自由贸易”。而是被殖民侵略的国家——以中国为代表——也有了航母和核武器，然后才去跟殖民列强们谈自由贸易，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贸易的权利。

市场经济也是一样，它本质上是个好东西。我们曾经搞过计划经济，后来抛弃了，关键原因是计划经济严重妨碍自由竞争和社会进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进行，人类的创新潜能被官僚化的体制压抑，无法充分发挥，社会进步逐渐陷入停滞。它只能作为战争时期、或者从战争向和平时期过渡时期的特殊的、临时性的做法，一旦战争威胁解除，我们就必须抛弃它。

要正确理解市场经济，关键是要讲清楚企业家精神的正面和负面效应。不能把企业家和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资本家划等号。这是我在《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里讲的重点。企业家精神，就是为了追求利润而进行积极创新的意识和才能。为了追求利润，企业家会积极创新，这种创新可以用来干好事，也可以干坏事。可以创造出非常好的产品和服务赚钱，比如华为制造的通讯设备和手机可以方便人们及时交流，淘宝、京东、拼多多、美团能让我们以更低的价格更快的速度买到东西，它们赚钱，这是我们坚决支持的。创造性的领域，我们要鼓励企业家精神充分发挥，市场竞争越充分越好。但同时，一些人为了追求利润，也可能贪污国有资产，将石油、煤矿等全民资产据为己有，也可以制造金融或房地产泡沫来掠夺财富，也可以囤积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哄抬基础物资的价格，让很多人不得不把全部家产拿出来，买一点仅够自己吃的粮食。

所以，我就在书里边讲，一个优秀的经济体制应该让企业家精神被用于为社会创造有益财富，而不是通过投机掠夺来破坏社会财富。自由竞争和利润驱动并不能保证这一点，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对市场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进行监督和引导。

要让基于自然资源和自然垄断产生的利益能够公平分配，石油矿产以及交通通讯网络应该掌握在公共机构手中；要能控制粮食、水等基础生活物资，杜绝囤积居奇；要能严厉打击金融地产投机，引导企业家更多从实体经济创新中获利；要能严厉惩罚侵吞公共财产的罪行，杜绝公共机构官员与私营机构勾结牟利。种种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让人人都努力工作、努力创新，通过为他人创造有益的财富而不是掠夺他人已有的财富来获利，这就是最好的制度。

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一定是一柄双刃剑。什么双刃剑？一边能切蛋糕，把财富分配给做出贡献的人；一边能砍脑袋，严厉惩罚破坏社会财富的行为。只有在这两方面都做得足够好的制度，才是好的社会经济制度。

中国目前的经济制度，不是完美的，但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现有的制度相比，是最接近这一理想的。

中国经济崛起必须充分理解的第四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理想。

马克思给我们构建的社会主义理想国可能并不一定能够真正实现，它只是一个完全基于理论构想出来的东西，但凡理论构想的社会，一定会跟现实发生偏差。

马克思说要消灭私有制，苏联人就当真把私有制全给干掉了，生产资料全部掌握在政府手里，结果问题很严重，苏联解体了。但马克思构建理想国的基本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它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良心”，将心比心，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而应该是大家共同承担必要的痛苦和一起享受现实条件允许的幸福，根本上就是要公平，付出和获得要对等，从这一条出发，马克思恩格斯痛恨当时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推翻这样的社会，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这个出发点是没问题的，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改变。

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争论，目前来看消灭私有制不行，消灭公有制更不行，最好的方式是既有分工合作又有市场竞争，我称之为“多元竞合”模式。石油煤矿、交通电力通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领域公有制为主一般来说效果好，不过也不能搞绝对的国有制，要给民营经济留空间，有门槛但是无禁区；各种制造业一般来说民营企业创新速度快竞争能力强，不过国有经济进去参与竞争也是好的。劳动者的权利要保护，但企业家也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各种生产要素参与经济建设都应该根据贡献获得收益。

社会主义追求公平公正的理想必须坚持，怎么把它跟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思想结合好，这个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讨论的空间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