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经济崛起（中）—产业
本文共计二万五千字，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发布。核心思想和内容来自李晓鹏《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一书，增加了最近的一些新观察新思考。
——中国崛起背后的体制性力量与中国企业的降维打击能力
我们先来看一个很小很小的产业，每年出口才4个亿，占中国总出口量的万分之一都不到，但它的国际市场地位很高，就是生产鱼子酱。鱼子酱是鲟鱼的卵做成的，西方人把它当成美食，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中国历史上没有吃鱼子酱的传统，也不产鱼子酱，没有这方面的技术、人才和相关企业。
直到1998年，中国基本跟鱼子酱产业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人首次尝试养殖鲟鱼。鲟鱼要生长七年才能产卵。从2005年开始，第一批国产鱼子酱下线。然后，中国的市场份额就嗖嗖嗖的往上涨，就是第一年不到百分之一，第二年百分之五，第三年百分之十这样的速度，完全就是势不可挡。现在，中国的鱼子酱产量已经占据全球超过75％的市场份额，世界上所有的传统鱼子酱生产国加起来也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就是这么生猛。而且是高端和中低端通吃。全世界最好的鱼子酱是中国生产的，成了行业共识。西方很多航空公司和米其林餐厅的鱼子酱也是用的中国产鱼子酱。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1997年，中国水产科学院宣布有一个突破，就是人工饲养鲟鱼的技术。鱼子酱是由鲟鱼的卵制作的，但上千年来，西方人的做法都是从野生鲟鱼身上杀鱼取卵，没有实现人工养殖。
中国水产科学院解决了人工养殖问题，它的一个副处长就辞职下海开了一家养殖鲟鱼的公司。这次创业得到了农业部的支持，在浙江千岛湖建立了鲟鱼养殖实验基地。水科院技术入股，农业部提供政策支持，地方政府给土地建厂。然后就是融资，千岛湖所在的淳安县，当地的政府投融资平台给它投资，作为启动资金，又联系了一个美国的风险投资人，投了一大笔钱，这个生产基地就建起来了。这个实验性的项目取得了成功，同时培育了一些生产鱼饲料的企业。有了成功经验和配套产业链，又有很多企业就开始跟进做鱼子酱。这个产业很快就起来。
鱼子酱这个事儿为什么能成？首先市场机制很重要，科技成果要转化成为产业竞争力，副处长下海创业是关键一步。技术有了，产品能不能生产出来卖出去，把其他竞争对手打败，这不好说。这里边企业家精神很重要，要敢于承担风险并且拥有化解风险的能力。没有市场机制，水科院的研究成果很可能就最后变成用来申请科研经费和评职称的一大本报告被长期封存在资料库里，转换不成产业竞争力。
但是，仅有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也远远不够。有市场机制的国家太多，那些鱼子酱生产国，俄罗斯、意大利、德国、日本、阿塞拜疆都是市场经济国家，私有制占主体的，伊朗的市场经济相对落后一点，重工业领域不让民营企业干，但鱼子酱这种小行业私有企业是可以随便干的，市场化程度没有问题。但所有这些国家的企业，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有几十年还是几百年的鱼子酱生产历史，不管是做高端还是做中低端，全都竞争不过中国的企业，十多年时间就被全部击败。这是为什么？
除了市场竞争因素，大家一定要了解两个事情。首先，这个产业成功最关键是水科院在鲟鱼的人工养殖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没有这个技术，其它都是零。水科院的全称是中国水利与水产科学研究院，是1958年就成立的，国家长期给它大量的财政拨款，养了一千多个专业研究人员。它在水产养殖这个领域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是全世界最强的水产研究机构。应该就是最强的，没有之一，国外没有其它机构可以跟它比。
2022年，全球水产相关专利申请的排名，前十名全都是中国的机构，像浙江海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等，其中水科院占了五个名额，因为它的东海研究院、渤海研究院、淡水研究院五个分院是分开算的，要是不分开算，五个研究院加起来那就比第一名浙江海洋大学的专利数量多出一倍都不止。背后有这么强大的基础研究机构支持，咱们的鱼子酱产业才能从0开始，迅速成为世界第一。
中国对水科院的经费投入支持，并不是市场机制的产物，就是国家认为水利建设和农业水产是非常重要的，是国计民生发展的基础，持续几十年投资建起来的。其他鱼子酱生产国，跟中国最大的差别并不在于谁有市场机制谁没有市场机制，最大的差别还是在中国有许多世界第一流的水产科学研究机构和大学，有技术有人才。现在最大的几家鱼子酱生产企业，他们的老板或者高层，很多都是大连海洋大学、浙江海洋大学这些等大学毕业的。
第二点，鱼子酱产业能成功的关键是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水产基础设施。能产鱼子酱的鲟鱼，它必须在25度以下0度以上的冷水里边生活，温度高了会被热死，温度低了会被冻死，而且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稍微有点污染或者缺氧就活不了。原来最好的淡水冷水资源在伏尔加河流域的下游，这个地方温度好、水质也好。
后来我们才发现，比河流更适合养殖鲟鱼的地方是大型的湖泊或者水库。这里边水量大，水体的温度就比较恒定。偏远地区的湖泊也可以，就是不方便搞科研和生产；靠近经济发达地区的湖泊水质一般又不太好，比如洞庭湖鄱阳湖这种，水质不达标。找来找去，终于发现了一个最好的地方，就是浙江的千岛湖水库。这个地方位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靠近上海等许多大中城市，湖里的水产养殖业很发达，周边做鱼饲料、养殖网箱的企业非常多，配套成熟，有养鱼经验的工人也很好招聘，总之就是搞科研、搞生产、搞销售都很方便。水库非常大，水面有好几百平方公里，水深三十多米，水温常年保持恒定，水质又非常好，是国家一级水源保护区。所以最后农业部和水科院选择了这个地方搞鲟鱼养殖的产业化示范基地，就取得了成功。
千岛湖虽然叫湖，它并不是天然湖泊，它的原名叫新安江水库。它是1955年到1960年，中央政府调集全国的科研设计人员和三千多工程建设人员花了五年时间建成的，是新中国独立设计、独立建成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建设的时候不是市场经济，是计划经济，建设的目的不是为了养鱼，是为了救灾和发电。华南地区是长江淮河的入海处，河流水系非常多，也非常容易发大水，同时上海当时又是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城市，电力非常紧缺，为了解决这两个大问题，国家才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建设了新安江水库。建成以后主要用来防洪、发电，还负责给浙江地区的老百姓供水，是国家重点保护的一级饮水水源地，后来又发展养鱼和旅游，但这都是附带的。
世界上在如此靠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水产养殖业基础这么强、水质这么好，水面又这么大的水库，是非常罕见的。如果仅仅是为了发展鲟鱼养殖这么小的一个产业而修这么一个水库，那肯定不划算，只有把防洪、供水、发电、养殖等综合收益统筹考虑，建设千岛湖新安江水库才是核算的。这就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在国家和大区域层面、从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尺度来统筹考虑整体发展利益的主体，来有效的调度安排，这样的大型基础设施才能又快又好的建立起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的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等千岛湖鲟鱼养殖和鱼子酱生产技术转化成功以后，很快就向全国推广。四川地区发展的尤其好，现在已经超过了浙江，成了全中国同时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鲟鱼养殖和鱼子酱生产基地。为什么浙江先起来，因为新安江水库在浙江；为什么四川后来居上，因为它有很多中小型水库，冷水资源比浙江更好。
四川背靠青藏高原，有很多雪山，到了夏天雪山融水留下来，那个温度够低而且水质也非常好。但这些冷水资源要变成能人工养殖鲟鱼的产业资源，还是需要先修水库。而四川偏偏就是我国水库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它是我们国家的战略大后方，也是重要的农业基地，建国以后，政府连续六七十年不断推动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在四川建起来六千多个水库，为鲟鱼养殖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这些水库都不是为了养鲟鱼修的，甚至都不是为了赚钱修的，都是综合考虑了防洪、灌溉等综合效益，为了国家和地区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而修建的。
四川这边有几家鱼子酱企业发展起来以后，当地的地方政府马上就跟进做配套，帮企业到浙江去搞招商引资，把鱼子酱的整个产业链全给引进来了，还搞了一个鱼子酱产业园，不搞大水库了，搞小水池，直接把雪山融入引入一个一个的小水池，活水养殖，效果更好。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不管是建设水科院搞水利水产基础研究，海洋大学的人才培养，还是建设千岛湖水库这样的基础设施，地方上搞鱼子酱产业园这种属地化的产业服务，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创新体系，中央政府推进基础研究，省市级地方政府建设水库这样的基础设施，县乡等基层政府就搞产业园把本地优势资源集中起来为企业提供服务，企业家负责组织生产和开拓市场。层次清晰、分工合理。不同的主体分别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彼此密切配合，社会主义的优势跟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政府的资源统筹能力和全局观跟企业家的利润驱动、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结合起来，就会爆发出巨大的威力，对其他国家竞争对手形成降维打击。
——中国崛起背后的体制性力量与中国企业的降维打击能力（2）
鱼子酱只是一个小产业，其实我们用这个思路去解读其它中国占据优势的产业，也都一样。可以一通百通啊。比如新能源光伏产业，中国2000年以后才开始市场化起步，之前都是美国、欧洲、日本的企业在这 个领域占据垄断地位。中国的企业也是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把这些欧美日本的老牌光伏巨头打的落花流水，纷纷破产倒闭，很快几乎在从原材料一直到光伏组建的全产业链都占据了90%的市场，在全球光伏市场占了垄断地位。这又是怎么做到的？
中国在2002年以前基本就没有光伏产业，主要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推，把它作为未来人类新能源的发展方向。国内的一些民营小老板，看中了欧美国家的光伏市场，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机械设备，利用中国劳动力便宜、电价便宜的优势，生产光伏板出口到欧美赚一点钱。2004年比较关键，欧盟出台了光伏生产进行大幅度财政补贴的政策。这一下生产光伏卖到欧洲就更赚钱了，国内的民营企业开始疯狂的引进生产线，开始爆产能。产能一上来，国家就开始重视了。
光伏的核心原材料是多晶硅，生产线和主要专利都掌握在外国企业手里，中国企业只能赚一点点产品加工的辛苦钱，大头被国外赚走了。这也是普通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分工的常态。如果一直按照这个模式发展，中国人越拼命，发达国家就赚的越多。但这里边有一个BUG——中国不是普通发展中国家。普通发展中国家不会造原子弹氢弹，不会一建国一穷二白的时候就开始研发卫星导弹核潜艇，没有一套完整的基础科学研发系统和完整的工业体系。
眼看到光伏产业总量做大，核心环节却受制于人，这套体系就开始发力了。中国的保利集团，2006年，跟一家做光伏的民营企业协鑫合资，共同成立了一家叫做保利协鑫的企业，保利占股45%。保利集团是大央企，是原来的解放军总参谋部跟中信合作成立的，刚开始主要做武器进出口，后来逐步进入军民融合和军工技术民用化等领域。它在光伏领域突然出手，背后肯定是有高人在操作的。
保利协鑫刚成立之后不久，就宣布研发突破了多晶硅的关键生产工艺，把西方发达国家原来的高温工艺给颠覆了，推出了冷氢加工工艺。以前生产多晶硅，需要把温度提高到1200度以上，非常耗电，保利协鑫的新工艺，可以只需要把原材料加热到五六百度就可以生产多晶硅了。温度降低了一半，能耗降低了不止一半，一下子就把国内多晶硅的生产成本拉低70%。这样一来，中国的光伏企业不仅掌握了核心工艺，还取得了对国外企业的压倒性的成本优势。
这个技术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前化学工业部第六设计院最先研发出来的。六院后来改制，成立了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华陆的公司简介里边，它说它“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和化工行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人家是直接参加了“两弹一星”研发的，技术和人才储备非常强。它“在2006年着手多晶硅技术开发，凭借在有机硅、三氯氢硅合成等硅材料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成功开发出冷氢化等系列技术，实现了多晶硅技术及生产设备的自主化、国产化”。
保利协鑫把华陆的技术进一步优化，让它可以成熟的应用到实际生产线上，是一次非常典型的军民融合、军工技术向民用领域转化的过程。这个技术一出来，国产光伏的竞争力就直线上升，材料和设备也不再依赖国外的。而且保利在这项核心技术突破以后不久，就退出了保利协鑫，不再占据控股地位，把控股权让给了协鑫集团，合资公司的名字也改了，不叫保利协鑫了，叫协鑫科技。这就是我们古诗里边说的，“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关键时刻，参与两弹一星的研发力量在背后推你一把，哪个发展中国家的民营企业能有这个待遇啊？从2002年到2008年，中国只用了大概六年的时间，光伏产业就几乎0产能开始，直接变成了全球第一大光伏生产国。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让出过头把交椅。
中国光伏产能世界第一，还掌握了核心技术。欧美国家一看就开始急了。他们出台光伏补贴的本意是要扶持本国企业的，结果本国企业都成了扶不起来的阿斗，在本国市场上硬是被中国的产品给击败了，财政补贴全补贴到中国企业头上去了。他们就很生气，拿起贸易制裁的大棒开始收拾中国企业，宣布对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搞“反倾销”。说中国企业低成本倾销光伏产品，为的就是非法获取垄断地位然后获利。要对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征收从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两百多的“反倾销税”。
这一下很多中国光伏企业就受不了了，市场没了，产品卖不出去，之前投资的产能收不回成本，好多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又出手了，搞了一个“金太阳”示范工程。在中国的西部地区大量的开建光伏电站，把这些过剩的产能消耗掉。这种消耗一方面要国家财政有钱，但也不是说财政花钱买一堆光伏板往沙漠戈壁滩里边一放就可以的，关键是发出来的电要有地方用。中国搞金太阳工程的底气关键不是财政有钱，关键是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电力输送网络和全世界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技术。西部是沙漠和戈壁多、光照条件好，但经济发展也落后，发出来的点没地用也不行，那就是纯浪费了。
国家电网早就把从西部到东中部经济发达地区的输电骨干网络建起来了。中国政府1986年就提出了“西电东送”的构想，1996年开始正式开建，到2008年已经累计投入了超过5000个亿，让西部发的电可以比较容易的输送到中东部地区使用。这个骨干网络的建设不仅是花钱。我以前非常喜欢登山，累死累活爬上一座高山，觉得自己特别厉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结果抬头一看，前边就架着一座高压输电塔，原来电力工人们不仅早就来过，还把这种几千吨重的大家伙搬上来组装好，形成跨越几千公里的输电网络。一想到这个，我就对我们的一线工人的战斗力和国有企业的组织调度能力佩服的五体投地。这种国有体制的动员组织能力，是中国经济崛起最坚实的基础之一，也是其他国家真正难以望我们项背的。
有了这个输电网络，我们才能在关键时刻在西部大建光伏电站，电力建光伏电站的这个钱花下去，既与解决了中国光伏出口受限、产能过剩的问题，又解决了东中部地区的缺电问题。我们的光伏产业，这才抗住了来自欧美国家的反倾销打击，走出低谷，制霸全球。
光伏的发展，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跟市场经济体制完美结合的一个经典案例。这是一个系统性的胜利，不是某一个企业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系统怎么发挥作用呢？我总结成一句话：民营企业反应快、国有体制能扛事儿。
民营企业家最先发现有能赚钱的新领域，还没有等国有体制反应过来，就一拥而上引进生产线和原材料开始做光伏。这是市场机制的优势。但真遇到麻烦事，关键时刻还是要有一双强有力的大手在背后撑一把，把关键技术被卡脖子、被外国政府搞反倾销这些大事儿给扛下来、解决掉。最后就是国有民营“双赢”。
很多人观察中国经济，只会看表面的宏观数据，或者就是看一个一个企业发展的辉煌历程，企业家创业故事一个比一个波澜起伏、激动人心，但看不到支撑这些宏观数据和企业发展的基础性体系性的力量。这就是缺乏深度的。
而且光伏的发展，除了冷氢化的关键技术支持和“金太阳”工程这种关键时刻的帮助以外，国家体制对产业的支持其实还有更基础更长远的一面。像什么人才培养、营商环境这些宏观的东西就不说了，具体到光伏，它是一个高耗能产业，主要是耗电，电力成本对它的竞争力影响非常大。电价便宜的国家，做光伏就有优势。
在工业化国家当中，全世界电价最便宜的国家就是中国。英国、美国、日本、韩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等这些工业化或者后工业化国家，电费全都比中国贵，而且是贵很多。有些国家居民电费比中国便宜，比如阿塞拜疆、老挝这种国家，但那是因为它们压根就没有工业化，基本没有工业用电的需求。前几年有人说越南电费便宜，要把中国制造的产业链转移出去，结果稍微转移了一点点、工业用电需求上来以后，立刻就是全国供电紧缺、经常拉闸限电，好多去了越南的企业受不了频繁断电的损失又搬回了国内。而且就越南这点可怜的工业用电发电量，很大部分火电站还是中国援助建设的，没有中国的火电技术输出和援助建设，它连现在的工业体量都撑不住。电费便宜、工业生产还管够的，全世界就只有中国一家。
我们零几年的时候也经常拉闸限电，但很快引起了国家重视，大力投资建设新的电站、电网，迅速解决了电力缺口。
前段时间我们宣布要对稀有金属镓的出口进行管制，其实是对美国限制对华出口半导体设备的一次反击，因为镓是半导体工业必不可少的稀有金属，需要的不多，但没它不行。为什么我们在镓这个领域具有全球垄断地位，可以把它当武器来跟美国人斗呢？说到底还是能源基础设施的优势。
因为镓这种金属它是没有独立矿藏的。镓都是伴生矿，主要是伴生在铝矿石里边，含量非常非常低。单独为了镓而开采和冶炼铝矿石很不划算，那成本就会高到天上去。唯一大规模获得镓的办法，就是大规模的建电解铝工厂。在电解铝的过程中，增加一道工序，把镓分离出来。这样镓的成本就很低，至少是可控，价钱不会上天。而电解铝就是典型的高耗能产业，主要就是耗电，谁家的电费便宜谁家的电解铝就有优势。
工业化国家里边，中国的工业电价不仅最便宜，而且量大管饱，稳定供应。所以全世界的电解铝产能，中国一家就占了接近60%。我们还一直把它当成落后产能，努力压缩并且向外转移，压缩转移了这么多年，还是世界第一。
现在电解铝产业还有一个国家发展的很迅猛，我们不够用还要找它进口，那就是印度。但印度不掌握从电解铝当中分离镓的技术。说白了，就是掌握技术的国家电价比我贵，电价跟我差不多的国家技术不够先进，全世界没有一个能打的，2022年，全球98%的镓产量都集中到了中国，靠的不是运气，是深厚的内力。
我们在能源电力供应上的内力是怎么练成的？想想前边说的建国初期的新安江水库建设，还有后来的葛洲坝、三峡、白鹤滩；想想开发大庆油田的石油工人王庆喜、那些在高山丛林的铁塔上攀爬的电力工人；还有研发出多晶硅冷氢工艺的化工部研究所，以及“两弹一星”的艰苦历程。有人说，这事儿还跟“两弹一星”有关系？当然有关系，核武器研发培养了一大批核技术人才，这些人很多都参与了后来的秦山核电站建设，一路把中国的核电技术推到了世界顶尖水平。
——中国崛起的经济学新思维与走向世界的中国道路
恩格斯曾经这样评价过拿破仑，他说：“拿破仑做了法国的军事独裁者,因为当时法国需要这样的人;假如没有拿破仑,也会有别人来扮演这个角色。”这句话上过中学历史和政治的人应该都知道，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名言。中国那么多成功的企业、成功的企业家，他们也就像是本行业的拿破仑一样，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冲锋陷阵，立下赫赫战功，收获了无数的桂冠。
但是，如果没有他们，同样也会有别人来扮演这个角色；如果他们背后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体制提供支持，他们也无法在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家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像抖音短视频现在这么火，都可以说是横扫全世界了，在美国欧洲的手机短视频类应用下载长期排名第一。那是因为抖音的创始人张一鸣特别厉害吗？他确实厉害，但短视频应用的王者最先出现在中国，那也是历史的必然。
短视频为什么首先在中国火起来？核心就是一点，中国在4G和5G时代的移动互联网建设速度世界第一，智能手机的普及率和信号覆盖面最好，繁华都市、穷乡僻壤，到处都能用手机刷视频，在乡下耕地累了坐在田坎上歇会儿都能掏出手机刷一下短视频，这在全世界无人能敌。所以现在短视频、手机购物、直播带货这些领域，中国是全世界毫无争议的龙头老大、创新中心。有了这张全世界最发达的无线通讯网络和消费市场，没有了谁，都不影响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创新能力站在世界前列。电脑互联网时代我们还只能跟在美国后边创新，美国人先搞了亚马逊，我们才有淘宝、京东和当当；美国人搞了油管（YouTube），我们才搞了土豆和优酷；美国人搞了Facebook，我们的企业家就跟着搞了人人网。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就不是这样了，我们跟美国可以并驾齐驱，在某些方面还走到前面了。这里边有几个关键的事件。
第一件大事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邮电部花大价钱引进了比利时的数字化程控交换机生产线，组织人员把它研究透彻，研发出来了自己的数字化程控交换机，然后在西安邮电十所开培训班，全国所有通讯企业不分国企民营都可以派人过来免费学。华为的数字程控交换机的核心研发人员大部分都是这个培训班出来的。
第二件大事，就是国家组织修建了“八横八纵”的覆盖全国的通讯骨干网络，直到现在这张骨干网络都还在发挥作用，还在不停的扩张建设，后来又搞了“村村通”工程，确保每一个村庄都通电话、通网络。整个建设过程跟电网建设一样，充满了艰辛和付出，在一些自然条件特别恶劣的地区还动用了军队，有很多建设者牺牲在了高山丛林之中。有了这张骨干网络，各种终端包括电话、电脑、智能手机才能互联互通。拿着这张网络，我们才有资格去跟欧美谈合作条件，谁愿意跟我们合作搞技术研发、我们就让它优先进入这张网络。
经过几轮博弈斗争，引进学习了欧美的技术，才有了第三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就是邮电部主导各方面的研究力量，做出来了中国的3G技术标准TD-SCDMA，并且把华为、中兴通讯等民营企业拉进来搞了一个技术联盟，又让中国移动建了一张覆盖全国的TD-SCDMA网络，只有这个技术联盟的企业才能生产相关的通讯设备，只有这个技术联盟生产的手机才能上这张3G网。华为和中兴从TD-SCDMA网络建设中赚了很多钱，也获得了很多技术。然后我们又在这个标准的基础上再完善，搞出来了中国的4G技术标准，而且压过了欧美一头。
3G传语音和图片比较流畅，要看视频和直播，那就需要要4G以上的技术才行。4G网络成熟以后，中国的手机短视频产业很快就发展起来了，不仅有抖音，还有快手，还有淘宝的直播带货平台，等等，可以说是百花齐放，抖音如果不做大，肯定也会有其他平台做大。作为曾经的全球互联网创新龙头，美国没有能够抢先搞出短视频，不是它的企业创新能力不强，不是美国的投资者和企业家的眼光不如张一鸣，关键还是它的4G技术和网络建设速度比中国慢了一步。
可以说，不管是华为，还是阿里巴巴、腾讯，还是抖音、希音，不同时代中国民营通讯与互联网巨头的崛起，背后都是中国通讯基础设施和技术标准的快速进步在背后支撑的。先有基础设施网络和技术标准研发，才有了短视频、直播带货、手机购物、手机点外卖、手机打车这些后续衍生的业态。国有体制打基础，市场经济建高楼。我们要从这条线来理解中国经济，它的发展线条不是中央银行降低利息和准备金，然后给市场注入货币，大家拿去投资消费拉动了经济增长。如果我们总是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讲的货币、财政这些个视角去观察经济，永远都是空对空，看不到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真正动力。
全世界的国家，几乎所有的政府和央行领导都知道，经济增长慢了应该放松银根、通货膨胀高了应该加息回收流动性。政府只需要做这些事情，然后剩下的全部交给市场，让企业自由竞争就能搞好一个国家的经济？那真是开玩笑、鬼才信。靠这个办法有几个国家把经济搞好的？
这一套经济学理论，必须被抛弃。它是传统殖民列强，用来忽悠发展中国家的一套虚伪的理论，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走“无为而治”的道路，让本国企业自生自灭、孤立无援。按照这套理论来发展，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只能有一个，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在二战以前，依靠殖民掠夺建立先进产业结构和更强科研实力的发达国家，就可以永远占据全球分工的金字塔尖。它们永远做先进科技研发和产业创新，发展中国家永远做低端制造业、农业和资源型产业。发达国家可以轻松依靠资本和专利从发展中国家吸取利润，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越努力越辛苦，发达国家的钱赚的越多、生活水平越高。这些超额利润，又被花到技术研发中去，包括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保持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和技术优势，一旦发现不按照它们规则出牌的发展中国家，就先用贸易制裁、再用资本制裁，然后是技术制裁，最后都不行了，就采取军事打击，总之用各种手段确保现有的国际分工和利益格局。它们又用高端科技与产业需求将发展中国家的顶尖人才吸引过去，我们清华北大的高技术人才，就一批又一批的移民美国，因为那里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工作生活环境。这样，发达国家将长期保持在资本、技术、军事和人才智力方面的优势，曾经被他们殖民掠夺发展中国家就永无出头之日。
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改变它们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的经济学理论。这是一种包装成“成功经验”的意识形态洗脑，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蓄意的欺骗。它从理论上掩盖了西方发达国家不是依靠市场竞争而是依靠殖民侵略和掠夺发家致富的历史，把它们的成功描述成为利用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自然而然的竞争取得的胜利成果，然后告诉发展中国家，只需要复制这套体制，就可以或者说有望能从新走一遍西方列强的发家之路。如果你失败了，那也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结果。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对西方发达国家二战以前殖民侵略的黑历史，我们不可能再去追究他们的历史责任，但把它和今天的国际秩序之间的因果关系实事求是的讲清楚仍然是必要的。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是要用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来积累的。
像中国这种国家的发展潜力那更是跟它数千年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从大禹治水甚至更早的时代开始，中国人就逐步形成了通过大规模的集体协作、长时间的艰苦奋斗去改变生存环境、建设大型基础设施的传统，在修建铁路、高速公路、港口、电站、无线通讯网络等方面的动员能力和协作能力无人能及。没有这个基础，今天的中国不会发展这么快这么好。
而西方国家的强大，至少是跟他们在三百多年前开始的全球殖民侵略历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这种血腥的资源掠夺带来的资本原始积累支撑诱发他们的工业革命和工业化，他们不可能在二战后的国际分工中占据如此突出的优势地位。日本和德国虽然二战战败，但他们在战前就已经靠殖民掠夺成了发达国家，其基础设施、科技能力、技术与管理人才等最关键的基础并没有因为战败而消失，这是他们能在战争结束后重新崛起的关键。铁路虽然被炸断了，但大部分铁轨、路基和隧道还在；城市的房屋被摧毁了，但地基和下水道还在；国家虽然被占领了，但科技人才还在；军队虽然被解散了，但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还在。
总之，重建总比新修要容易的多。发展中国家一直就没有这个基础，要走出困境，改变数百年历史所形成的分工宿命，不可能像英美学习，也不可能向日本德国学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向中国学习、向中国寻求帮助。
首先，要获得切实可靠的国家安全保障，这就要学习中国的军事训练和组织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有效的社会组织动员体系。要引进中国的武器而不是西方列强的武器。
中国是目前唯一一个在近代历史上没有殖民侵略史的联合国或国联常任理事国，是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的代表。北约的教官只有在优势火力条件下侵略别国的经验，没有以弱御强的经验。只有中国才有以相对弱小的兵力抵抗列强殖民入侵的丰富战争经验。发展中国家搞国防，学中国是最好的。中国的武器也更加便宜实用。当然，也要跟中国一样，要把先进武器的购买和自主研发结合起来，逐步探索军事能力向民用技术转化的能力。
解决了国家安全问题，接下来就是用军事力量来保障内部稳定，并建立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消灭或有效削弱地方军阀封建割据势力，建立中央权威。要学习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建立职业化的文官制度，建立以理工科为主的基础教育系统。
这套系统有了，就可以跟中国合作建设综合的基础设施体系，包括公路、铁路、港口、无线通讯网络等等，并根据国家的资源禀赋特征新建一些合适的化工冶金等重工业。由于国家体量的限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像中国一样建设的那么全面，主要是选择一部分合适的来建。这样，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底子就有了。
这套打法的关键是要军事和政治建设先行，不是经济发展先行。没有比较好的军事组织和治理体系，建设也不好搞，建设过程中会不断的有国际国内的各种敌对势力跳出来打着民生、生态、自由等各种旗号出来捣乱。军事和政治基础不稳固，各种经济建设成果随时都会灰飞烟灭。当然，美国人也卖武器、也愿意免费提供政治体制建设的建议，但买了美国人的武器、学了美国的体制，接下来来的就是美国的投资银行家和NGO；买了中国武器、学了中国的体制，接下来来的就是中国的建筑工人和工程师，这二者的效果能一样吗？
不管是搞军事还是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统一进行资源调度，在这个时期，中央权威要有保证，对资源要素的配置要以中央政府主导，要能有力镇压地方利益集团闹事破坏国家建设，有限的资源要优先用来保障战略性项目的建设和粮食等基础民生。
基础打好了，再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发展有比较竞争优势的轻工业，参与全球化国际大分工，用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来促进国内经济的繁荣，用经济的发展红利再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科技研发、基础设施建设。
这条路，是目前为止唯一正确的道路。走中国开拓的独立自主的新路，还是跟着美国走殖民体系留下来的老路，这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要面临的选择。我相信，随着中国的强大，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会抛弃欧美资本推销的道路，走上中国式的国家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