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谈中文之美——纪念余光中先生

 我读高中的时候，有两个姓余的散文作家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一个叫余秋雨，一个叫余光中。余秋雨爱讲点人文历史，略带忧郁的文笔，很得文艺青少年们的喜欢。把他的文章背下来，用那种调调去写高考作文，是极好的，容易得高分。不过看多了，就有点发腻。

余光中的散文跟余秋雨相反，节奏明快、恣意汪洋，常常有些奇思妙想，并不故意抖包袱，却能引得人莫名的开心。比如他说自己的四个女儿，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看见有别的父母推着婴儿车走过，一想到里边的小男孩将来可能要把女儿从自己身边抢走，就忍不住想要拿些胡椒粉过去往那婴儿车里洒一点，以警告他们另做打算；又说月光很好，落在衣服上，轻轻一抖，便是一地水银。将月光如水、水银泻地轻松化用入文，妙的很。就像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不遵格律、信笔如神。

千年以下，能得谪仙真传的文人不多，散文作家余光中可以算一个。

——不过，这个评价仅限于散文。余光中的诗除了乡愁等两三首，大部分都很一般。毕竟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一千年。唐诗是古典时代的流行音乐。现在要做诗人，就应该去谱曲，写一首《酒干倘卖无》就好了。

现如今，世间已无余光中。二十年后，再把他的散文再翻来看了看，也找不回当初的激动了。《余光中散文》给我的快乐，连带高中时文艺青年的理想，都一起留在了上个世纪。我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把时间都花在了政治、经济、历史这些讲求实际的学问上了，与散文和诗，再没有什么关系。若不是先生去世的消息震动海内，我都已经忘了远在郊外的某个房间里还有一本二十年前买的《余光中散文》。

不过，在这本遗忘已久的文集中，有一篇文章，我还会时不时的从网上下载来看一看，甚至打印出来，讲给别人听。这不是一篇散文，它讲的是在现代文写作中如何正确使用中文语法，名叫《中文的常态与变态》。此文令我受益极大，之所以不时翻出来看，为的是不忘掉文中给出的建议。打出来给别人讲，则是为了教师弟师妹们如何把文章写的读起来让人舒服。

这篇文章说，英文的语法对中文侵蚀的很厉害，受此影响，好多人写出来的东西不伦不类，令人难以卒读。例如中文本来是说“因此”，现在不少人却爱说“基于这个原因”；本来是说“问题很多”，却非要说“有很多问题存在”。这是很糟糕的。

余光中将中文的生态特征总结为十二个字：措词简洁、句式灵活、声调铿锵。我以为极为精辟。写一篇好文章，最重要的当属思想内容，文章有无价值，主要由此决定；第二在于谋篇布局，文章能否把问题讲清楚，主要由此决定；第三重要的，就是遣词造句，文章读起来是否舒服，则由此决定。余光中所说的中文生态，就是指的遣词造句之功。

遣词的功夫比较基础，不用多说。余光中把文章的重点放在了造句上，因为这是受英文语法干扰最多的地方。

文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么一个部分：英文形容词多前饰，汉语则多后饰。《史记》里面介绍项羽，“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若用英语的前饰法翻译成白话文，就是“项羽是一个身长八尺多、力能扛鼎、才气过人的汉子”。实际只需要简单后饰即可：“项羽身高八尺有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就非常通顺。

文言文中，形容词前饰极为少见。白话文借鉴英文，引入前饰，增加介词“的”来构建语法，算是对文言语法的有益补充。但很多人受此影响，不仅前饰用“的”，连带后饰也一并给改成了“是……的”句式，这就画蛇添足了。

比如：“他学习成绩很好”，这是后饰。若要改为前饰，可以说“他是个学习成绩很好的孩子”。虽然有点啰嗦，毕竟增加了新要素“孩子”，比后饰法多包含了些信息。但有的人却会把这句话说成“他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这样凭空多出来一个“是……的”，除了给文章增加累赘外，毫无意义。后饰型“是……的”句式危害甚广，“这个事件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个说法是非常错误的”、“这条河的水是很深的”、“这片森林的面积是十分广阔的”……好多人离开了“是……的”句式几乎都不会正常说话了。

余光中把中文句式的特征归结为两个字“灵活”，也就是句子可长可短、修饰可前可后。把中文的这个特征摸透，写起文章来就可以变幻无穷、随心所欲了。

中文生态的最后一大特征，被余光中归纳为“声调铿锵”。这就更妙了。我从这四个字中大受启发，大开脑洞，从此对中文的理解感觉很是上了一个大台阶。特别是把“声调铿锵”跟字词和句式的变化结合起来，那就真是妙不可言了。

中文是方块字，所有的字都只有一个音节，而且除了像“一”这种极特殊的情况外，声调也都确定了。不像英文，单词的音节和声调无法控制。正因为如此，中文才发展出来它特有的或者说特别突出的音韵美。这种音韵上的特质，让所有的中国古诗，都无法被翻译成外文，不仅如此，还没法翻译成现代汉语。一经翻译，其作为诗的特点就会完全丧失。

用现代汉语写诗，音韵美是没法跟古诗比了。但白话文借鉴外文文法，在多音节词和长句构造方面大大改进，其意思表达的精确与丰富程度，远非文言所能比拟。同时，它又保留了方块字单音节和固定音调的特点，结合长短句式和词汇音节的变化，不仅可以写出很多古文原有的音韵美，还可以新增不少文言所缺乏的节奏。可以长短结合，也可以长长对仗、短短对仗，还有“长、短、长”，“长、长、短”，“短、短、短”、“短、长、短”等多种组合方式；韵律可以奇偶对仗，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奇数音节搭配偶数音节，形成错落有致的音韵感，等等，这就让现代汉语在写好长文方面，比文言文有更大的优势。若论精致短巧、对仗工整、意境朦胧，今不如古；至于娓娓道来、说理透彻、层次丰富，古不如今。

用中文写文章，却不顾及它的韵律和节奏，那就是白瞎了。

以余光中的《不朽，是一堆顽石》为例，其中有一段写英国西敏古寺的。那里是英国历史上众多帝王将相、学者文人们的墓地所在。他这样写道：

“（1）在那座嵯峨的中世纪古寺里，幢幢作祟的鬼魂，可分三类。（2）掘墓埋骨的，是实鬼。立碑留名的，是虚鬼。勒石供像的一类，有虚有实，无以名之，只好叫它做石精了。（3）而无论是据墓为鬼也好，附石成精也好，这座石寺里的鬼籍是十分杂乱的。（4）帝王与布衣，俗众与憎侣，同一拱巍巍的屋顶下，鼾息相闻。（5）高高低低，那些嶙峋的雕像，或立或坐，或倚或卧，或镀金，或敷彩，异代的血肉都化为同穴的冷魂，一矿的顽块。”

其中（2）是典型的“短、短、长”结构，两短一长。前两段“掘墓埋骨的，是实鬼。立碑留名的，是虚鬼”是对仗关系——掘墓埋骨对立碑留名，实鬼对虚鬼。第三段放开，不受格律和字数的限制。这就是余光中所讲的“句式灵活”。以对仗求音韵，以长句出错落。前面两短讲简单易懂的概念，以工整为主；后边一长阐述复杂的内容，以说透为要。文言语法与现代文法优势互补，才能写出这样优雅而又包含了有趣思想的好句子。

（3）句是微缩版的“短、短、长”结构：据墓为鬼与附石成精相对仗，然后用一个长句做总结。有趣的是，余光中在这里自己也用了“是……的”句式来做后饰。但这是个“高级错误”，因为如果简单的把“是……的”去掉，整个句子的音韵节奏便遭破坏。我反复读了几遍，去掉之后读起来总不太舒服，主要是节奏感不对。我认为改进的方法是在去掉“的”字之后，在“是”字前面补充一个“总”字，使总字数不变，再在“总”字前面加上一个逗号破句，节奏感就出来了。改完后这句话变为：“而无论是据墓为鬼也好，附石成精也好，这座石寺里的鬼籍，总是十分杂乱”，读起来就没啥问题了。

第（4）句，是“短、短、长”结构的变体，“短、短、长、短”，前两短对仗，而且两个对仗句的内部，又是一个小对仗结构：帝王对布衣、俗众对僧侣。后一长总结，这个长句内部，又是一个“长、短”组合。这种在结尾处通过长短组合，以短词结尾的句子，读起来干净利索、铿铿锵锵，也是一种常见的用法。

第（5）句很奇。“那些嶙峋的雕像”既是“高高低低”所修饰的宾语，又是后边“或立或坐”的主语，在“雕像”之前又放了一个“嶙峋的”形容词再作修饰，可谓前饰、中饰、后饰并用，避免了一长串形容词在一个名词前面反复出现的尴尬。其中，加“的”字的中饰是现代语法，后饰是古代语法，不带“的”字的前饰是非规范语法。形容词与名字，有直接用“的”字连接，也有前后分别用逗号破开，构成了一段音韵独特的名词修饰结构，其间又穿插着四字对仗与三字对仗的搭配，而四字对仗又由二字对仗两两构成，读起来变化多端、神鬼莫测，。

我这段评析，是否自作多情，画蛇添足呢？也许是余先生信手拈来、妙语天成，哪里想过什么语法、音韵？若是别的作家，恐怕难说，但有《中文的常态与变态》这几篇专讲语法的文章在，读了之后就可以知道，余光中对语法，抠得很细、一丝不苟。这些优美的句子最后写出来印刷出版，一定是反复修改锤炼而成的。写作与修改过程中，必定有完善语法和韵律的故意。说不定也和我一样，一边修改，一边反复默念“措词简洁、句式灵活、声调铿锵”的十二字真言，以检查每个句读和段落是否都在用词、造句、读音三个方面完美无缺。

我几乎不写散文，写的都是有关政治、经济、历史方面的长篇大论，甚至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这种上百万字的大部头。但“用词简洁、句式灵活、声调铿锵”三大标准，在几乎所有的中文写作中都很适用，包括跟散文全无关系的严肃政论文。比如，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介绍贫农的有这么一段：

“（1）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2）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3）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4）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5）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

文中第（2）句，“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为三个三字排比，而且结构对仗，均为一字动词加两字名词的结构。其动词“种、捞、饲”三字，为“四声、一声、四声”的“两低一高”发音组合，两字名词的最后一字“粮、虾、豕”是“二声、一声、三声”，也是“两低一高”发音组合，整个排比句读起来音调高低起伏，节奏感很强。

——这里我没有用古诗格律中“平仄”的概念，而是用的“高低音”的概念。因为作为一个说四川话的重庆人，我从来没搞清楚过二声和三声在发音上有啥区别，而在格律上二三声竟然是分平仄的。在我的韵律观念里，汉语只有三个音阶，分别是“高音、中音、重低音”，一声是高音，比较铿锵；二声三声是中音，平缓低沉；四声是重低音，震撼有力。写作一篇好文章，跟谱曲类似，总要讲究高低音搭配，让读者读起来的时候，能产生一种弹钢琴的快感。对仗、排比等各种造句方法，都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操作。长篇古文读起来往往相当不爽，并非文言阅读障碍，而是它太讲究对仗了，缺乏变化，整齐得让人眼花，就跟一首音乐一个节拍拍到底一样烦人。好比《欢乐颂》那个简单重复的调调，也就只能谱那么短，如果按照它的调子谱成一个两小时的交响乐，估计会让听众崩溃。古诗好听，古文难读，就是这个道理。

（2）句中的三个三字排比以后，突然变成一个较长的普通陈述句式“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就是这种节奏感的变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跟“种杂粮、捞鱼虾”其实是平行关系，但如果改成“卖劳力”，跟前面三个排比接上，反而显得单调且刻意，没啥意思。陈述完了之后，再以两个七字对仗“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结束这一句话。总体为“短排比+长陈述+中对仗”的组合。

第（3）句为严谨的社会学分析，完全采用平淡的陈述句式，以把道理讲明白为要，不追求文辞句法的美感。

第（4）句再度变成描述一部分贫农的生活状况，连着用来四个四字句，“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半对仗半排比，读起来节奏也甚明快，利于读者在经过上一句深奥的分析后清醒一下头脑。

第（5）句分为三个层次。“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为第一层次，这里面暗含了一个对仗句，“荒时暴月、乞哀告怜”，四字对里面又藏着两字对，荒时对暴月、乞哀对告怜。如果是文言写法，就会把“向亲友”三个字删掉，看起来就更整齐，意思似乎也能理解。不过删掉以后宾语不明，有可能造成误解，不是向亲友，而是向地主富农，那这句话的意思就变了。这也是古文和今文的一个区别：古文过于讲究工整，时常会漏掉一些看起来用处不大的信息，作者自己是清楚的，到读者那里就会造成误解甚至混乱。因文害意，诚不足取。

第二个层次是“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这是一个六字对仗。

第三层次是两个四字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这不是一个对仗句，但在音韵上，效果与对仗类似。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了整个第（5）句 “四字对+六字对+四字对”的“短、长、短”结构，节奏感就出来了。

以上解读，可能看起来有些繁琐。但好的文章，真就是这样写出来的。真实的写作过程，比这个还要复杂。虽说第一是思想，第二是结构，第三才是文采，但文采也很重要，对于提高文章的可读性，扩展读者范围，作用不小。有些文章，作者好思想、好思路，但文采不好，读起来磕磕巴巴，难免让人读不下去、半途而废，总归是一件憾事。

王小波打过一个比喻：如果有一个在海里生活了一万年的水母突然开口说话了，把它的话记录下来，一定是很有价值的科学资料，但肯定不会是一篇好文章。文字之美，有它相对于思想和立场的独立性。中文之美，又在一切文字中尤其突出。把文章写漂亮，非经过艰苦的训练和仔细的打磨不可。从抒情的散文，到严肃的政论，概莫能外。写作之人，于“措辞简洁、句式灵活、声调铿锵”十二字真言，应当处处留心。

余光中的散文让我体验到了中文之美，又有《中文的常态和变态》这篇文章从理论上给我开了窍，收益至今。闻先生辞世，乃作此文，以兹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