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努力半生，不是为了和你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论教育资源分配中的代际公平问题

我努力半生，不是为了和你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

——论教育资源分配中的代际公平问题

李晓鹏

我前几天写了《从潘石屹和刘强东之争看中国的教育公平问题》，呼吁教育公平，特别是高考制度的公平。不过有明眼人也看出来了，我文章的正文说的是：贫富差距导致受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就算穷人的孩子跟富人的孩子公平的考试，穷人还是考不过。但是文章最后的结论却是：改进高考制度，保证考试公平。前面的论证跟后面的改革措施逻辑上是对不上的。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考试制度应该公平是大家的共识，但教育资源是不是应该平均分配，则要复杂的多。

（1）毛泽东的理想为什么会失败？

如果教育资源平均分配的话，就会导致新的不公平：我自己挣的钱，为什么不能给孩子多买点好书？给他请更好的家庭教师？寒假暑假让他到英美参加各种学习交流、增长见识？我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什么不能言传身教，用更科学有效的方法来培养自己的孩子，让我的孩子比别的孩子更优秀？

文革时期，中国有过一段取消高考的日子，搞工农兵上大学，其实就是想在教育资源上向穷人、底层人民倾斜。因为工人农民的孩子，考试考不过教师、干部、企业家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再公平的考试也考不过。有人统计过，考进清华北大这些重点大学的，改革开放以来，来自于这三类家庭（教师、公务员、企业管理层）的比例快速上升，而工人农民家庭的比例大幅度降低。

毛泽东当时就已经看到：即使在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素质的代际传承仍然广泛存在，如果再这样考下去，进大学的必然全是来自有钱有权有文化的家庭的子女。而将来国家掌握权力、财富和宣传工具的精英阶层必然是要从大学生群体里面产生的。那么就会形成一个世代的累积：工人农民家的子女永远当工人农民，有权有钱的那部分群体就会形成一种权贵的世袭。也就是我们今天时常说的：“寒门再难出贵子”。

这种情况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先是停止大学招生，搞上山下乡，把有钱有权有文化的家庭子女下放到农村去，然后又办工农兵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也就是说，他不仅要封堵财富和权力世袭的直接渠道，而且想要封堵这种通过教育来世袭的“间接”的渠道。

最后从结果上来说，毛泽东这样搞，确实是大大拓宽了底层人民的上升机会，打破了社会阶层固化的倾向。改革开放以后，有很多工农兵大学生从政经商搞科研，成了社会精英人物。不过大家也普遍承认，工农兵大学生的整体素质还是偏低的。这个是人才培养的客观规律：搞科研也好、搞文史哲研究也好，你从小打好基础，跟从小参加劳动到了18岁才开始认真学习，水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所以毛泽东这个决策，出发点是好的，也起到了一些好的效果，但是不可持续。今天中国的社会精英，包括政治精英，基本还是来自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而不是工农兵大学生。也就是说：精英家庭出身的，即使被下放到农村去了，今天还是精英；当年享受特殊待遇被送进大学的工农子女，还是没有成为精英。经过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如此几十年折腾下来，整个社会的代际传承竟然还是无法打破。这种力量，实在是太可怕了。

怎样才能真的打破代际传承，把底层的人民中的杰出人才彻底解放出来呢？即使是文化大革命这种高强度的运动也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是像从1921年到1949年这种彻底的解放战争才能实现。才能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粟裕……以这些人为代表的一大批底层人才上升成为国家精英阶层。这种事情，中国历史上大概每500年发生一次，代价是死亡约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口。

毛泽东希望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来再现1921-1949年的奇迹，从底层人民中间再次选拔出一批像他和周恩来、林彪这样的精英人物成为他们的“接班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文革中选拔出来王洪文、陈永贵、倪志福这些人有没有能力呢？应该说能力是有的，在工人、农民当中属于佼佼者，但跟毛周比起来，差距就不可以道里计了。——像毛泽东这种不世出的天才，原本就不是任何制度能够挑选出来的。

更重要的是，即使真的选拔出一个毛泽东似的人物也还远远不够。文革所想到达的目的，是整个精英阶层的大换血。这比选拔一两个天才难度还要大上千百倍。就好像美国人可以选举出一个黑人总统奥巴马，但整个社会的财富权力仍然掌握在白人精英手中。如果真的要实现大换血，就得把国会议员、各个层级的政府领导和大公司的控股股东都换成黑人。要想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达成这样的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黑人暴力革命将整个美国社会血洗一遍，除此以外绝无其它可能。

虽然“文革”的“烈度”远远低于革命战争，但它在短期内给经济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仍然很大。如果一直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读大学”这种搞法，国家发展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就会出现严重的短缺。所以邓小平复出以后，还没有扳倒华国锋之前，首先就是抓教育、恢复高考。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文革各种政策里边最迫切需要改进的。

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参加高考的那一批人的子女也参加高考了。这个时候，大家有发现：毛泽东当年的担忧正在变成现实。就是当年那批高考成功的人，他们的出身是比较平均的，工农兵学商官都有。但是现在他们的子女参加高考，就比普通的工人农民子女更容易成功。他们通过高考上升成为了社会的精英阶层，也就有更多的钱和资源去培养自己的 子女。教育资源的分配决定了，阶层上升的通道变得越来越狭窄。精英阶层的孩子将更容易成为精英，底层人民的孩子将永远停留在底层。

（2）“拼爹”也是一种公平

这个时候我们就面临两难的选择。

那些第一代高考的参与者，他们是基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他们能够在考试中胜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己努力、愿意刻苦学习。在别人不读书的时候读书、不做作业的时候做作业。现在他们从底层社会脱身而出了，有了自己的子女，当然会努力为其创造最好的受教育环境。此时，他们的孩子就不再跟普通人的孩子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如果再搞一次类似于上山下乡和工农兵大学生的改革，他们显然有权利质问：我在刻苦读书、作业的时候，我的同龄人在外面玩。我才跟他们拉开了差距。到最后，为什么还要要求我的孩子跟他们的孩子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

同样的道理，也会有很多企业家会说：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都是差不多的。我辛苦创业、拼命工作、熬夜加班，成就了这一番事业，很多人却不思进取或者贪图安稳。我奋斗几十年，凭什么要让我的孩子跟这些人的孩子回到同一条起跑线上？

这种关于代际公平的责问是有力的。家庭是血脉相连的关系。从子女的角度来看，我跟我的同学们当然应该是平等的，为什么他可以有钱有关系去享受比我更好的教育？“拼爹”是不合理的、畸形的社会现象。

但从父母的角度来看，则正好相反：老子拼命挣钱还不是为了家庭？凭什么你们挣的钱少，还要要求我的孩子跟你们的孩子享受同样的教育？你们以为我今天的财富和关系都是天上掉下来的？还不是我奋斗半辈子才争取过来的。我奋斗半生，不是为了再次跟你们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承认：“拼爹”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自然合理性，反映了某种最朴素、最基本的正义观。只要我们承认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元素，就无法抹杀基于家庭传承的不平等。

这样，我们就得到两个结论：

第一，对比工农兵大学生和山上下乡知识青年，可以说：精英阶层培养出来的后代，即使家庭之外的环境差不多，也往往素质更高。让素质更高的人成为社会精英，符合社会效率的原则；

第二，精英阶层——如果他们获得财富地位的手段是合法的公平的，他们利用这些财富地位来培养更为优秀的后代，使之超过非精英阶层的后代，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符合社会公平的原则。

如果我们同意以上两个观点，那么就不得不说，某种程度的阶层固化是必然的、合理的。因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够平均，就要求严格平均分配教育资源，就要剥夺精英阶层子女受到更好教育的权利，是不公平的。毛泽东似的工农兵大学生制度，确实是不行。

（3）“上山下乡”与统治阶层的腐化

但是，上面这两个观点本身真的成立吗？

实际上，说它们只有在一定程度、一定的假设前提下才能够成立。

第一：精英阶层培养出来的后代，在第一代第二代这样的时间范围内，往往素质更高。但在这个趋势向前发展的同时，它的反面趋势也会同时产生，那就是：利用父辈资源取得成功的阶层，将不可避免的逐步走向腐化堕落。

这种腐化堕落的趋势很难通过教育加以矫正。因为人类的思想意识主要还是受环境所决定，教育只能起辅助作用。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很容易把自己所获得的一切都视之为理所当然。周边的人都是低自己一等的，从一出生开始就生活在吹捧奉承之中，财富的获得是轻而易举的，底层人民的辛苦他是看不到、感受不到的……这些环境因素决定了，即使他们整体素质高于普通百姓，而且其间也偶尔会出现道德高尚、能够体会民众疾苦的伟大人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代人、三代人之后，固化了的精英阶层将不可避免的走向腐化堕落。

比如，像令计划的父亲，属于打天下的第一代老革命，这一批人在道德品质上总体是很高的，也很能干；到了第二代，文化素质提高了，但道德却出现了严重滑坡，开始搞贪污腐败了；到了第三代，令公子令谷，高中就读于北师大附中，大学就读于北大，都是最顶级的，受教育程度又高于父辈了。但是像开着法拉利抱着两个裸女车震这种荒唐事情，我估计即使他贪腐的老爹也干不出来。所以基本趋势就是：一代比一代素质高，一代比一代没节操。

还有薄家，从薄一波到熙来，再到瓜瓜，也很明显的呈现出这个趋势。第二代个人能力确实突出，但实事求是的讲，在个人操守上，跟老一辈革命家相比，还是要差一些。第三代先去英国哈罗公学，又去牛津，再去哈佛，接受的是世界最顶级的教育，但也和令谷一样爆出了法拉利丑闻。

财富阶层亦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代企业家，往往低调而且不喜欢过分奢侈，而富二代富三代虽然能享受越来越好的教育，却始终不断的爆出各种丑闻。这个东西，都是必然的趋势，大家都看得到。也不用我再举例多说了。这种堕落的核心原因，不在于教育，而在于成长的环境。

毛泽东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是想要打破富二代、官二代以及知识分子二代们成长的这种环境。要让他们在还没有上大学之前、世界观人生观没有定型之前，就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体验一下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看清楚他们一生下来就环绕在身边的幸福生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从而中断或者说延迟这种精英阶层的二代三代腐化堕落的趋势。

从目前来看，这个决策的效果很好。本届政治局常委里面，超过一半的人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出身。他们一上台就开始雷厉风行的反腐败、反特权。这次反腐风暴的两位主角习王二人，都可以算是红二代，他们能有这样的反特权意识，显然是和上山下乡的经历有关。对于这一点，他们自己也并不避讳。

但是，上山下乡这种事情，以后应该是不会再有了。现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的后代都已经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这一代人如何能够不走我前面说的“一代比一代素质高，一代比一代没节操”的老路，再一次成了一个大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必须在“素质”和“节操”之间寻找一种均衡。断然打破通过教育来传承的家庭优势，节操是保住了，但会造成社会高素质人才的断层；反之，如果片面的允许教育资源与家庭财富成正比例分配，精英人才倒是不会缺了，但必将导致阶层固化、两级分化，固化了的统治阶层则一定会迅速腐化堕落，最终会导致血流成河的底层革命。

（四）有关代际公平的哲学问题

“节操”和“素质”之间的均衡，涉及到一个很哲学化的问题：一个人，到底是纯粹独立的个体，还是父母生命的延续？

如果是前者，我们就应该要求：任何人之间，除了天赋、长相这些与人类个体完全不可分割的差异之外，都必须完全平等。也就是创造一种起点平等的制度：人一生所能获得的基本资源完全由政府平均分配，剩下的非基本资源则靠后天自己的努力。而后天努力获得的一切，只能由本人享用，一旦一个人个体生命终结，则必须全部回归社会，不能赋予子孙。

如果是后者，则个体的不平等，如果是源于父母亲之间在财富权势上的差异，就是可以接受的。繁殖后代是人类追求生命延续的最重要方式，既然子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父母生命的延续，则父母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以各种形式无偿授之于子女，就是天经地义的。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实际上是承认了子女一部分可以视为独立的人类个体，但也有部分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因而允许有限制的继承。

——权力、财富、教育资源这三者的代际继承合法性存在一种逐个递减的关系。由于权力被普遍认为是“天下之公器”，继承的合法性很弱；而财富则可以光明正大的继承，但是需要交纳高额累进的遗产税。而至于父母在生前通过言传身教、为子女谋取更好的教育条件这样的“利益输送”，则被视为完全合理合法的举动。

问题是：既然子女继承遗产需要交纳高额的税赋，那么，有法律也就会同时规定父母生前向子女转移财产也必须交纳赠与税——税率和遗产税相当，以防止通过生前赠予来规避遗产税的行为。那么，为子女上最好的学校交纳高昂的学费、给他们请最好的私人教师、参加最好的课外培训……总之，就是为子女提供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教育资源的开支，算不算是一种类似于“生前赠予”的行为呢？

这个问题非常麻烦。如果视为生前赠予行为，那么就要征税，但恐怕很多人非常难以接受：老子送儿子上培训班、带他出国玩还要收赠与税？！政府是不是想钱想疯了？

确实，这实在太不合常理了。

但是，如同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如果毫无限制的允许精英阶层为子女提供教育资源，即使权力运作公开透明、财富继承严格征收遗产税，阶层固然仍然不可避免。——而且，从实践层面来说，这种不可避免的阶层固化，一定会侵蚀前面两个假设——权力运作公开透明和财富继承严格征税。这三者其实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权力、财富、文化素质的继承只要有一个方面可以累积循环，则整个社会都会不可避免的朝着阶层固化、两极分化的方向发展。只要朝这个方向演进，固化了的统治阶层就将不可避免的朝着“一代比一代素质高，一代比一代无节操”的方向发展。

所以，除非同时限制住权力、财富、文化素质的代际继承，否则滚雪球式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将始终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所努力构建的，就是这样一种理想化的社会制度：权力不可继承、财富不可继承、文化素质不可继承。它的哲学核心就是：人，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完全属于社会，而不属于家庭、不属于父母。

（五）“伪素质教育论”及其危害

这个哲学思想还是有点极端化、理想化了。教育资源应该像财富一样，允许一定程度的代际“利益输送”，但它必须被严格的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种限制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完善的、平等的公立基础教育体系。

在基础教育这个领域，政府要投入巨资来努力实现教育资源在地区之间的均等化。

而且，基础教育要足够“饱满”，也就是基本把孩子的时间占足、占够，尽量少的留给父母为孩子提供额外教育的时间。像有些国家，下午三点就放学了。这个其实很不好，因为孩子在学校期间是基本平等的，享受相同的教育资源。而一旦回到家庭，他们所能享有的教育资源就跟家庭财富状况、父母文化水平密切相关了。

中国现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学校越来越不愿意，或者说不敢承担学生课余时间的责任。出于安全责任的考虑，各种周末的集体活动基本消失了。打着“为学生减负”或者“素质教育”的旗号，尽可能的减少集体活动、甚至减少在校学习时间，一大早就放学，周末校门紧锁。把除了课堂教学之外的责任全都推给家庭。这实际上就是放任教育资源向富有家庭倾斜。老师们课时少一点，可以少拿点工资，多余的时间就可以去开补习班，搞课外培训，收高额的补课费。反过来，也就会影响到正规课堂教学的质量下降……

这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底层人民的孩子，过早的输在了起跑线上。以前，像我们这一代，在小学中学里面，是感觉不到什么家庭之间的不平等的。大家都在学校学习一样的东西，过集体主义的生活。我们发现社会不平等，是在大学毕业以后，在工作创业的过程中才发现的。但起码我们已经有了挑战这种不平等的勇气和基本的素质了。

但是，现在，由于这种基础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很多底层人民的孩子，在中考、高考中就被刷下来了。不是中考高考不公平，而是他们所享有的教育资源就大大落后于有钱人家的孩子了。这才导致了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在北大清华人大这样的重点高校中的比例逐年减少，而来自干部、企业家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的比例越来越高。这是一种“无声的革命”，不那么容易被人注意的，但却确确实实在发生的革命。

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我在前面那篇《从潘石屹和刘强东之争看中国的教育公平问题》提到的几条措施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大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投入，特别是从中央层面的投入，来协调区域之间基础教育水平的差异。落后地区中央财政要投入更多的钱来保证他们能拥有更好的老师、更好的教学条件。

而且，应该让学生尽可能多的呆在学校接受教育。不仅是课堂教育，还要参加各种集体活动。甚至周末，即使不是强制，也应该敞开校门，允许本校学生到学校来看书学习或者玩耍，让穷人的孩子能够无偿的使用这些基础设施。学校可以利用周末开办各种补习班、兴趣班，但是只针对本校的学生，而且是免费的、自愿的。

我们以前的教育改革思路，是为了消灭学校的各种乱收费，减轻学生的不合理负担，所以把学校办补习班、办兴趣班当成了洪水猛兽来加以禁绝。这种改革方式是简单粗暴的，就像取消小升初考试一样。小升初考试取消了，小学生的负担一点也没有降低，奥数什么的反而比小学数学难得多，而且还造成学区房现象，让穷人的孩子更加没有出头之日。把公立学校自办的补习班、兴趣班取消了，完全社会化了，就是有钱才能上的起，没钱就自己在家呆着。这才是极大的不公平。

我必须再说清楚一点：所谓“素质教育”是一个伪概念。对中小学生来说，打下良好的知识基础，掌握学习知识的能力，就是最大的“素质”。历史一再证明，良好的基础知识可以从整体上提高一个民族的创造力、想象力。靠搞什么歪门邪道的“素质教育”来荒废课堂的学习和考试选拔，是在毁掉我们的下一代。这一点我从2004年就开始讲，专门写了一本叫《学习改变命运》的书来说，说了十年，好像还是没有多少改变。

说得更重一点，我们向美国学习的什么素质教育，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特权教育，就是公立学校几乎什么都不管，要想学习好就得花大价钱上私立学校、上补习班、请家庭教师，所以公立学校就打着“素质教育”的旗号放羊，导致底层人民受教育程度极差，很多学生中学毕业了连四则运算都算不熟练。反之，富有阶层则可以自己掏钱享有极好的个性化、定制化优秀教育。美国的大学入学也要靠数学逻辑什么的，而公立学校的“素质教育”教出来的学生根本考不上一流大学。所以，它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促进社会阶层固化、两级分化的基础教育制度。我们怎么能学习这种失败的、弱智的“素质教育”模式呢？！

——总之，关于个人素质的代际传承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言传身教的东西，难以集体化、标准化教学的，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剥夺父母在这方面对孩子的影响力。优秀的父母理应培养出优秀的儿女。

第二类，就是基础知识的学习，则应该保障公平。所谓学校——主要是中小学，就是以集体化的、公平的、专业的教育，来代替家庭的、个性化的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比重，决定了个人受教育程度与家庭出身的关系的强弱。

要打破基于教育资源分配的代际不公平，如果不是采用毛泽东时代那种比较极端的措施的话，唯一的道路就是强化公立基础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在平均地区教育质量的同时，尽可能增加学生的在校时间，将除了课堂教学之外的其它更多的教育形式也纳入到公立的学校教育中来，特别是各种集体活动和业余兴趣爱好的培养，以及一些个性化、定制化的补习。

学习西方“伪素质教育”理论的后果，就是跟西方国家一样，走上两级分化、阶级对立的老路。这种教育资源的代际不公，比权力和财富的代际不公更加隐蔽，更加难以打破，但后果却同样严重。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这条错误的“改革道路”走下去，美国今天底层黑人暴乱的景象，就会成为中国的明天。

（注：前面提到的第二个结论，“精英阶层——如果他们获得财富地位的手段是合法的公平的，他们利用这些财富地位来培养更为优秀的后代，使之超过非精英阶层的后代，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符合社会公平的原则。”但是，精英基层的财富和权力的取得，并不总是合法合理的。因此，这个第二个结论同样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成立。对于财富取得的合理性，我在《中国崛起的 经济学分析》里面用“企业家精神的四方向假说”来做了经济学上的推演，基本上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书。至于合法性，则更是明摆着的。此问题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故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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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晓鹏，经济学博士，微博 @李晓鹏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