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佩琦点评《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非常高兴能够出席李晓鹏先生大作《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出版座谈会。我对晓鹏先生一个最重要的感觉，就是他有时代的担当精神。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全盘的思考。为什么要有这种思考。其实就是一句官话：“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让我们未来的路走得更好。

历史从来被人所任意地解读。历史的解读从来都不是客观的。尽管很多人声称是努力复原历史本来面貌，但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做到了这点。当现实的利益和出生的背景影响他的思想的时候。他的感情，他的立场就会影响到历史写作。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积累起来的。

晓鹏先生用自己的独立思考，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了一番梳理。这个梳理有它的独到的见解。很多是有创新性甚至是带有“颠覆性”的。这我在给他写的推荐语当中也用了这个词汇。

我们说晓鹏先生在很大程度上、在很多的问题上，触摸到了真理。这是一个令我们非常高兴的现象。他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想法。比如说，在宋朝他刚才讲到的，《资治通鉴》它的话语权的建立是为了提高文官集团的地位，建立儒家系统的话语权，削弱皇权，贬低文官的地位，最终导致北宋的积贫积弱。这样的一些看法，都带有独特的见解。

比如说司马光本人，他在政治当中是个极端保守的。这个极端保守派反映到史观上，就是一种保守史观。他是王安石的死对头，他是反对任何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活动的。中国传统的儒家观念，有一句话也是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常说的，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一事，多一个制度，老百姓就受一个难；多一个事，老百姓就增加一番负担，这是中国文官历来的主张。

但是，中华民族的发展，能够从安静当中得到吗？其实所有进取，所有发展，又都是所谓的“好事之徒”搞出来的。包括科技的发展，包括我们的疆域、我们的民族的融合，都是一个包含了主动性的结果。既有民族之间被动的融合，或者说从经济发展、生活条件的改善的需求促进这样的一种融合，也有中华民族主流的扩张和拓展促进的融合。

很多的事情，包括炎黄子孙这个概念的形成，也是战争打出来的。打出来之后，胜利者可以更好的生存，得到更好的发展条件。所以，文武之道在中国历史上，它一直是相辅相成的两条路、两个轮子。文官的问题，刚才晓鹏先生已经说了，文官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中国不能没有理想。中国人不能没有灵魂，中国人不能没有文人，包括晓鹏这样的人。

  所以文官治国、文人理想，又是我们民族发展不可或缺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提出某一方面的倾向性的意见，但是我们绝对不要忽视了另外一方面的意见，使这个意见造成了失衡。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完整地理解中国历史，可能我们的话语的价值和作用就会更大。

说到明朝。其实跟宋朝有很大的相似性。也是李晓鹏先生非常用功的一个时期。明朝从开始到灭亡，都存在文武之争。朱元璋治国用武官，提高武官的地位开国。到了建文帝转向文治，提升文官的地位。这种提升失败了，武官再杀回来，朱棣又要提高武官的地位。他可以说是进入了第二个开国时期。

但是，如果进行和平发展，还要是文治，朱棣又提高了文人的地位。所以这样一个一生戎马，甚至可以说死在马背上的皇帝，最后他的谥号叫做“文皇帝”。这是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

我觉得，武官的开拓，他的更具有功利性的操作，和文官的理想主义，和所谓仁政，是相辅相成的。

晓鹏先生在他的发言当中，提出了几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就是皇权问题，一个就是宦官问题，再一个是文官政治的问题。

皇权，这个权怎么用？中国古代的皇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力？很多人读过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明夷待访录》里说，屠戮天下人之肝脑，离散天下人之子女，天下人的财富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皇权。

明朝，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当中说皇权发展，叫做专制制度中央集权已经到了顶峰。

黄宗羲批评皇权呢，还有一句话叫做“有明之无善治，自太祖高皇帝废丞相始”。

为什么说太祖高皇帝废丞相就使得明朝的政治从此腐败不堪呢？因为皇帝集权了，皇帝一个人大权揽过来。

但是这种评论和结论，不符合明朝的历史。

明朝的历史是什么？我有一句话，是说因为朱元璋废除了丞相，才为明朝政治制度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以废除丞相作为评价明朝历史的一个节点，说它是皇权转制，实际上是刻舟求剑的思路。正是因为废除了丞相，才有后来文官集团的兴起、内阁的兴起。内阁的兴起对皇权实行了制约，形成了这样相互制约的一个国家机器。

从朱元璋以后，从明成祖以后，我们很少见到一个专制的皇权。谁最专制？明武宗专制吗？批评得很多。他要想去出去游玩一趟，文官不批准。御史坐在居庸关，拿着宝剑说，谁要把皇帝放走我就杀了谁。他有出关的权力吗？没有权力。他要下江南去一次，也被文官们拦着。他没有随意出行的权力。

明万历帝要把自己宠爱妃子的小孩立成皇太子，可以吗？不可以。没有权力。嘉靖帝想把自己的父亲母亲的牌位放到太庙里，可以吗？不行。皇权受到一个非常大的挤压。

所以说，这样一种认识历史的思维，我们把它称为固化思维，或者说是刻舟求剑的思维。恰恰是因为明太祖专章废除了丞相，才拓展了名明朝政治制度发展的广阔空间。

很多人说明朝中后期，中国实际上也是实行了代议制民主，有这个萌芽。我们不能够和西方的制度直接比较。但是大家知道不知道，曾经在“俺答封贡”这样大的问题上，明朝宫廷曾经用实名投票来决定。它是把内阁大学士和各部部长请来，来进行投票。最后赞成票多一票，确定接受“俺答封贡”。

所以，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不能被少数的、固有的历史结论所限制。

这就要说到，为什么明朝历史被曲解？

很多人提出了许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在被清朝取代以后，很多人鉴于明朝灭亡，而进行的反思。反思当然不能说我如何辉煌，而是反思说我们曾经做过什么错事。这种东西成为主流，这个历史就不够真实了。

更重要的是——刚才晓鹏先生已经说过了——是东林党人掌握了修纂《明史》的话语权。以黄宗羲代表的“浙东史学派”和他的学生成为编纂明史的主要写作者。现在我们看到署名张廷玉，编纂的那个《明史》实际上是在此前的皇室文人集团，他们的主导下写成的，在他们的基础上改编的。

比如说，明末党争。明末的党争什么呢？是东林党人和阉党之间的斗争。为什么黄宗羲对于阉党如此恨之入骨？因为首先他本人是东林党后裔，他父亲曾经受阉党迫害致死。他必欲致宦官集团于死地。

关于为宦官集团翻案很多人在做，我也写过专门的文章讲过这个问题。一个文官从小十年寒窗，外放当了县官，或者内放提拔当了翰林，多少年才能见到皇上？宦官可以，给皇帝倒尿盆就见皇上了。那些读寒窗的那些人，心里就非常恨：凭什么你们可以左右朝政？皇帝要听你的话？

我们要看到，在很多程度上，皇帝是把宦官作为约束文官集团的一个工具。特别是一些著名的宦官。他们成为腐败官僚痛恨的对象。

宦官腐败吗？腐败，就好比我们现在纪检部门也又腐败。但是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宦官可以限制文官集团的腐败，也可以限制武官的腐败。我们看刘瑾，我认为刘瑾的最后倒台，就是因为他妨碍了一大批边将贪污造成了他的倒台。刘瑾掌握权利的时候，清查边防土地、整顿粮饷，打击吃空额的这些人。规定官员要清廉，不准超标坐轿子。就像现在管理公车，什么宝马、奔驰一律不许坐。那些官员非常的气愤，所以他倒台了。

对于明史上一些人物的评价，特别是像宦官这样敏感的人物的评价，已经有很多业内的人士注意到了。甚至是老一辈的明史开山的那些老先生，其实都已经在做了。比如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研究室的前主任王煜全先生。他是留学美国的，建国以后在社科院研究明史。他对刘瑾就持不同看法。还有像辽宁大学李洵先生他就写过《正德皇帝传》，就全面为正德翻案。

明朝和清朝在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明朝很多有意思的事情，被清朝人说得很没意思。乾隆帝可以多少次下江南？他的后宫可以有多少女人？大家都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明武宗就爱上了一个唱歌的女人，就从此臭名远扬。他仅仅上江南去了一次，就成为游山玩水的批评对象。批评者们都没有看到明武宗亲自出征，冒着风雪骑着马，不去坐轿子，亲手杀敌，然后竟然杀死了一个敌人向百官炫耀，说我今天亲手杀了一个敌人，你们知道吗？所以明武宗实际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皇帝。但正德皇帝就是被丑化成为了一个无所作为的、玩道嬉乐的皇帝。

我们对于很多明史上的人物，都在做反思。但是今天李晓鹏先生的反思和他的创新看法，更有代表性。他刚才讲了一句话，叫做民间史学的兴起。史学从来有两条线：一个是官方史学，一个是通俗史学。通俗史学更代表民众的感受。反映民众的情感。

通俗史学更少官方色彩，更少固定的理论模式的约束，更敢于说别人不能说的话。作为一个体制内的学者，他说石破天惊的话语，别人说你要干什么？这种话如果李晓鹏说了，那大家说李晓鹏业余玩一玩，这是可以的，是吧？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小看这种经济学家出来讲历史。刚才晓鹏做了一个很精彩的分享。他的这部《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中间很多关于明史的意见，我是非常同意的。我也在不同场合下，有了类似的表述。

  我非常的赞赏李晓鹏的治学态度和他的担当精神。我觉得做史，是一个很神圣的事。为什么神圣？我们一介平民，我们可以指点江山，评说古人，不管多高地位的人，我们都可以讲。有人说史学无用，说做史学的人无能。我就跟学历史的学生说过一句话。我说：历史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历史是任何大智慧的从事终身也不可以屈才的学问。你说毛泽东懂文史。你说马克思研究历史，研究人类发现史。他们就发现了终极真理了吗？没有。所以再大的智慧也不会屈才。

史学是这样的一门学问，它是帮助人类思考的学问，是一个了不起的学问。它是不是回头看的，是一个指引未来的学问。另外，真正的学问是非功利性的。李晓鹏刚才说了，写这个书不挣钱，要挣钱不去写这个书。这一本书假如发行5000册，作者能拿两万块钱。有什么用？非功利心。真正非功利性的研究学问，是真正的精神贵族。什么是精神贵族？我们现在缺少的是精神贵族。我们呼唤真的精神贵族，为了实现我们的精神理想和追求真理，抛弃所有的功利去努力，这是真正的精神贵族。这是可以不受任何干扰，不受任何利益驱使，既不想职称、又不想金钱、又不想职务，什么现实的利益都不想。我们可以为了我的理想、表达我们的主张，我去努力。

我今天想说的话特别多，好像语无伦次，就讲到这里。

总之祝贺李晓鹏先生的《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出版。期盼李晓鹏的更多的著作接连能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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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