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盛中谈中国金融与实体经济（三）产业政策的变迁与中国经济的脱实向虚

前面两篇讲了日本和美国脱实向虚的历程，从这一篇开始我们终于可以回来讲中国了。看看中国经济是如何脱实向虚的。我们从产业政策、开发性金融和社会投资等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一篇先讲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这个东西是改革开放后从国外学习的。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时候，很有点拿来主义的色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学过南斯拉夫，接着还试图学匈牙利。但这两个国家在1980年的时候已经进入危机的爆发期，南斯拉夫通货膨胀急速暴发，我们要学他们的时候就是他们巅峰往下走的时候。1984-1988年中国经济改革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已经变成讨论这些早年模板的教训了。

1988年我们有学者提出一个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概念，这实际上是后来90年代努力加入WTO，参与全球化的前奏。1990-1993年的时候我们已经留意韩国。90年代初，在价格改革推进比较顺利的情况下，我们开始考虑企业改革和产业政策。当时韩国通过80年代七八年的努力，已经在半导体领域跃进到世界相当高的水平了，很快到1995年就在半导体的内存方面成为世界第一了。那时候韩国对我们的影响是震撼的。90年代初朱镕基同志任副总理的时候，就在内部会议上提出，中国要学习韩国的一些模式，包括大企业（韩国是财阀，我们当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后来一部分统合成央企）和产业政策制度。

韩国对我们有影响，主要是80年代中后期它在半导体产业的成功。韩国到80年代初的时候，虽然经历了朴正熙时期将近20年的打基础，但还算发展中国家，不是后来的中等发达国家。当时它的人均GDP也就是1000美元出头。但是在1983年，当时韩国的第一财阀的创始人，李秉喆，在他一生结束前还有4年的时候，他代表他的企业，也代表韩国，进军半导体行业，进一步带动其他韩国财阀企业投入这个领域。

当时的韩国人非常拼命。他们采取了很多独到的措施，比如平行研发，比如带有赌博性质的在研发正在进行中的时候就开始建设生产线等等。用4年时间，到李秉喆去世的时候，韩国已经在当时世界半导体企业中占有一席之地了，和美国日本欧洲并立。再到1993年就取得了领先地位。

值得指出的是，韩国当时搞这个的时候，一个产品前三年多是亏损的，但他们坚持了下来。其实这是研发重要新产品、新领域的共同现象，但一旦成功后成功企业的后面生意会很大。这个亏损也和互联网模式不一样，互联网是烧钱亏损，最后留下的东西不多，但这个是在人才、知识、经验、装置上都有遗产的。其中装置设备在遗产方面的价值最小，因为会有代际的淘汰，但知识和人才的积累非常重要。

我们中国90年代执政的第三代领导人基本是工科的。比如总书记就当过电子工业部部长。一方面他对工业系统非常熟悉，另一方面对当时正在兴起的电子信息产业很重视。所以他在80年代末90年代提出把信息产业放到最重要的位置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的。苏联就因为赶不上这个趋势，后来就不行了。

日本、韩国、美国都在这方面竞争，无非是后来选的重点不一样。既然当时韩国这么成功，所以选择学习韩国模式，选择若干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这是很自然的想法。当然真正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是1997年之后才开始的，90年代前半期主要是价格改革、治理三角债问题以及财税体制改革、汇率改革。可以认为受韩国启发的半导体产业扶持是中国第一个产业政策，而且是高科技产业政策。那时候愿意和我们一起合作的是日本的NEC公司，在上海建设，这就是华虹NEC公司，后来的上海华虹。

但是，此后20年，我们半导体产业一直没有发展起来，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进入半导体领域的时候，半导体行业还没有分化成现在这样在上下游高度分工的结构，进入半导体产业就要修半导体加工厂。而半导体加工厂非常昂贵，而且这几十年是越来越贵。所以半导体行业的硬件制造是一个重型投资，而且半导体行业特别是大规模的成品——比如90年代的标志性产品内存，它的价格又是高度波动性的，更新换代也很快。高度波动加上重型投资的行业，会非常有利于寡头竞争中的领先者，先进入者，舍得砸重金的人。这就意味着早早就摸透了这个行业属性的韩国企业特别占先。韩国三星在半导体以及后来液晶面板所有“重型+波动+高科技”的领域的策略就是：如果有竞争者来，我就搞价格战，搞的你那些新进入的竞争对手喘不过气来，在行业大家都很惨的时候我再逆向升级投资，把下一代产品投入市场，再把你压住。这样搞一两回，竞争对手基本上拉开一两代档次，就根本不具备威胁了。

韩国当时能这么搞，是因为它可以通过财阀控制的大型银行搞到巨额美元贷款引进必要的设备。中国当时没有这个可能性：我们的银行还处于反复改革的处境，接下来有四五年属于“技术性破产”时代，不可能支持半导体行业的大规模投资，而且我们那时候去买外国设备，人家不要人民币，外汇又很紧，美国也对我们搞技术封锁。

华虹那个项目，就只能看日本人的投资以及中央、上海市各咬牙拿出一些外汇出来。但是其实日本在1995年左右已经处于从全球收缩的前夜了，所以华虹很快遭遇了NEC撤资。不过韩国也很快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停顿了两三年，给了我们喘息之机，但之后发展的也并没有原先预期的好。

直到21世纪，从2005年左右起来的山寨机兴起，在那时候已经完全分化的半导体产业链中，从轻的半导体设计领域出发，我们的市场自发孕育出来了一批草根半导体企业，代表就是展讯、锐迪科，还有受大型企业华为支持的海思，逐渐成长起来。接下来是智能手机大发展后带动了各种配件环节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包括本土企业也包括华人企业。比如摄像头相关的芯片，比如指纹相关的芯片等等。2014年之后我们搞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以中国现有的一些企业为基础，搞了一些国际并购。目前来看，成败还在两可之间，但不排除这一轮发展能带动一些成果出来。

后来的产业政策，一个代表是在电信设备方面。九十年代强调的是信息化。信息化那时候的排头兵是通信，就是原来邮电体制改革分出来的新兴板块。所以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产业政策，在九十年代末，就是在通信领域和广电领域。事后证明通信领域是比较成功的，而广电领域就差一点。通讯产业的成功，就是邮电部老部长吴基传开了个口子：让当时大举投资的原中国电信（后来的移动、电信、网通等）用了一部分中国本土企业的产品，这对当时正在研发第一代产品交换机的华为至关重要。这才有90年代中期的“巨大中华”四家企业，最后剩下中兴和华为，再到2010年以后只剩下华为一支崛起。

需要附带一句的是，当时围绕着邮电、广播电视产业的改革，有过激烈争论。这次争论是中国经济理论界的标志性事件，地位可以和1984-1989年前后的经济改革讨论相提并论。发言者也是80年代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经过90年代早中期留学回来的一批人。当时主张全面开放的代表人物是经济学者周其仁，按照他的主张，那就是让那时的美国AT&T、日本NTT全部到中国来当运营商。要是这么干，我们可能搞的就和印度差不多了——而且印度也还不是完全放开的。要知道当时的西方正处于通信产业的巅峰期，美国的朗讯（贝尔实验室演变的公司）、瑞典的爱立信、加拿大的北电、美国的摩托罗拉、法国的阿尔卡特那是如日中天，如果全面打开那今天肯定没有华为了。幸好当时的中国决策层没有听信这些建议。

再下来是21世纪，中国加入世贸以后，一方面是生产制造业急速扩大，另一方面是国企过了90年代末这个坎，开始发挥各种各样的骨干作用。很多行业是2002年以后全面好转而且爆炸式发展的。比如珠三角的格力电器等公司。差不多到2003-2004年的时候，这些原来停留在组装阶段的企业，就开始要发力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了，这时候它具有的优势就是生产规模大，中国很多从消费领域、配件领域、加工制造领域起来的企业，有一个共同的升级路径，就是在足够大的时候以“大”为支撑，转过头去吃掉原来看似高不可攀，地位高贵的很的上游核心技术企业。但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企业家要有这个意识，要敢于进取，而不是满足于加工的低端地位就可以了。格力就是这样发力的，可以参考董明珠对格力成长历程的记录。“格力，掌握核心科技”，这句话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说的。

这是轻型领域，偏消费端的领域。偏生产端的部门也是这个时候开始发力的。两个企业群代表：一个是铁路，轨道交通设备群体；一个是电力装备企业群体。这里面的逻辑，就是中国有一个巨型的，作为运营商角色的部门：在铁路是铁道部，在电力是国家电网，开始提出一个技术目标，比如高速铁路和特高压，然后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带动国内一批企业起来。这批企业有的是原来老国有体系转变过来的，有的是民营的，自我壮大或吸收整合了地方国有企业。这是“产业政策+企业家”的发展模式。这样一种模式维系了整个21世纪初的前11-12年。到现在仍然存在。从2003-2007年，这是短暂但极大提升中国经济实力的5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总体经济各项指标相当良好，也没有出现过度金融化的现象。

之后我们遭遇了2008年危机，再下来是4万亿刺激，2011年以后，中国经济在2009年短暂刺激效应后再次下滑，然后就是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和货币宽松。但高铁和特高压以后，没有再出现这种带动力非常强的、市场运用非常广阔而且又代表了技术进步方向的国家级建设项目。这时候才出现问题，大量的刺激计划没有带来实体经济的增长，而是大量进入房地产和金融市场，中国经济这才开始了比较大规模的“脱实向虚”进程，一直到今天。情况变得越来越严峻。

========（未完，请关注 鹏友圈1982 看第四篇，开发性金融的兴起与蜕变）===========

作者简介：王盛中，青年金融专家，毕业于北京大学，拥有多年的金融行业实际从业经验和深厚的金融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