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供给侧改革中的十个关系

一、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是相对于需求侧改革来说的，就其本身的含义来说，并不是什么新事物。经济学家把经济问题分成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研究都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需求侧，就是买方，也就是花钱购买商品和服务的一方，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

消费包括个人消费，也包括政府和企业购买的一些商品和服务；投资就是购买可以长期（几十年）使用的资本品，比如投资修一座大桥，可以理解为花钱买了一座大桥；出口就是外国人来购买我们的商品和服务。

从需求侧来搞改革，就是想办法提高这三种购买力。比如出口退税，促进商品出口；政府发行国债来投资；前几年搞家电下乡，给农村购买家电提供补贴，刺激农村消费，都需求侧改革。

供给侧，就是卖方，把东西生产出来卖的。生产东西的主体是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

有了企业，还需要明确企业之间的交易规则和再分配机制，这主要是政府的职责。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也是供给侧改革的一大关键。

此外，经济学一般会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研究生产和供给，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这些东西。现在环保问题突出，所以还应该加上资源环境。这些要素，主要就由企业和政府来负责组合和分配。

总的来说，供给侧改革，就是改变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资源环境等生产要素之间，以及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等参与生产活动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关系理顺了，生产就好搞，经济增长就快；关系理不顺，就要出问题。

我们之前的经济增长，比较重视需求拉动，特别是投资拉动。需求拉动的一个特点就是问总量不问结构，一千亿的投资砸下去，产生一千多亿的产出，经济就增长了。至于产出的东西是什么，从需求侧的角度来看，并不重要，反正投资是纳入GDP核算的，GDP数据上去了，就算完成了任务、实现了目标。

但是，从供给的角度来看，这一千亿的投资砸下去，砸出来个什么东西，就很重要。

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央拿出4万亿刺激经济，其中有很大部分投入到了铁路建设上去，结果砸出来个高铁，那就很好，不仅直接拉动了当年的GDP数据，还可以产生几十年的效益，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好处；还有一些砸到了豪华办公大楼上去，或者砸到一些豆腐渣工程、形象工程上去，也能拉动当年GDP增长，但产生不了实际效益。这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就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坏处——因为投资一般都是以负债的方式取得的，投下去没有效益，将来还债的时候就要压缩其它方面的开支来还，就会降低投资，引起经济衰退。

如果供给侧的效率得不到改善，投资的效益一定会逐步降低。

还是拿高铁举例，刚开始修几条大城市之间的高铁，经济效益比较好，从北京到上海的高铁都被挤爆了。但是随着高铁越修越多，特大城市之间都连起来了，再建就只能连接一些非中心城市，它的上座率、经济效益就会下降。上一轮经济刺激，高铁发挥了大作用；这一轮刺激，再靠高铁投资，也可以，但效果肯定就没有上一轮那么好了。这在经济学上，叫做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像以前有些地方大规模投资建设钢铁厂、水泥厂，但是现在产业升级转型速度很快，中低端的钢铁水泥需求量没那么大了，如果再继续把钱砸到建设钢铁厂上面，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动、亏本，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也很大。所以现在要压缩落后产能。

之所以要强调“供给侧改革”，就是因为同样的钱投下去，产生不了以前那么好的效益了。以前花四万亿，经济立刻就嗖嗖嗖的往上涨；现在花八万亿，也不一定有当年的那个效果，需求管理对经济的拉动不那么管用了，这就说明供给侧的资源使用效率不够高，需要改革。

二、历史上的供给侧改革

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供给侧改革”，应该是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农村的私有土地变成集体土地，把私营的工商业变成国有企业。生产粮食和商品的主体整个都改变了，当然是供给侧改革。

从1953年开始，国家又搞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和计划经济，把农业剩余投入到重工业建设中去，强行改变经济体系的产出结构，让中国从一个农业为主体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工业为主体的国家。这也是供给侧改革。

计划经济搞了几十年，出现了体制僵化的情况——国有企业官僚主义严重、创新动力不足、生产效率低下，资源要素都拿去生产重工业产品去了，普通老百姓的多样化消费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这些都是供给侧出了问题。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一次新的大规模供给侧改革——把土地承包给了农民，国有企业的管理自主权和市场化程度提高，逐步的允许民营企业参与生产经营，供给侧的主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大变化。

从1997年前后开始的较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也是一次重要的供给侧改革。这次改革极大的提高了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不过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内部人腐败私吞国有资产、工人下岗生活缺乏保障、教育医疗费用高涨等问题。

到2003年，内部管理层收购国有企业的做法被叫停，开始强调国有经济做大做强，教育和医疗领域的某些乱象也得到了纠正，这又是新一轮供给侧改革。

至于国外的供给侧改革，那也很多。

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供给侧改革就是大名鼎鼎的“罗斯福新政”。1929年，自由资本主义的无序竞争和投机活动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家经济崩溃。罗斯福当选总统以后，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给穷人以基本的社会救济、禁止使用童工、制定八小时工作制、扩大政府权限对金融业进行监管、制定各个行业的产品质量标准等等。这些改革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为美国二战后的经济大繁荣打下了基础。这是一次很成功的供给侧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政府权力的继续扩张，社会福利开支也膨胀的很厉害。这就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在有些地方管的太严，有些福利超过了经济发展的水平，压抑了经济体系的活力。到了1981年，里根当选总统以后，又开始搞新一轮的“供给侧改革”，大幅度的放宽了政府管制，促进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这种放松在航空业和信息通讯行业的影响尤其明显。

但是，里根的改革又有一些市场化过度的问题，特别是医疗保险体系的市场化，导致了美国医疗成本迅速上升，很多穷人就买不起市场化的医疗保险看不起病了，结果就是直到今天美国的人均寿命都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人均医疗支出却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

花双倍的钱，却买到了更差的医疗服务，这就说明医疗服务的“供给侧”出了大问题。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奥巴马总统上台，大力推动医疗体系改革，就是针对里根改革的弊端来的。

三、供给侧改革与需求拉动的关系

供给和需求是经济活动的一体两面。关于供给侧改革，习总的原话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句话要放到一起理解，不能割裂开来。供给侧改革与需求拉动是一致的，不矛盾。

大部分“供给侧改革”都是跟“需求拉动”同时进行的。罗斯福新政除了供给侧以外，也还有扩张政府开支、兴修水利工程等投资拉动的政策；里根的改革除了简政放权以外，还有扩大政府赤字、提高政府债务、加强军火出口等以需求扩张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1997到2002年间，朱镕基总理主导的改革，在改体制的同时，也配套了发行国债、扩大政府赤字来加大投资的需求侧改革。

相比较而言，供给侧改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长期，是对经济结构比较深入的调整；需求拉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

需求侧改革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就是政府用财政的钱或者借钱来扩大投资，或者减税鼓励消费；货币政策就是放松银根、降息降准之类的，让金融体系创造出来更多的货币。

通俗点说，需求拉动就是多花钱、多发行货币，创造新的购买力，然后就等着经济体自己来响应这些需求，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出来，就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了。见效快。

但是从长期来看，只扩张需求不调整经济结构，投资效益就会下降。如果花更多的钱但是生产不出更多的产品出来，就会导致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因为生产要素的总量或者说供应速度是有限的，劳动力、土地、资源就那么多，供给侧的资源配置不优化、生产效率不提高，需求扩大了，要素价格肯定往上涨。

要在需求扩大的同时，实实在在的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出来，就必须进行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的改革比需求拉动要复杂的多，涉及到人、土地、资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体制创新、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诸多元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改起来很麻烦，不是一个简单的宽松还是收紧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化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问题。它一定是一个结构化的问题，也就是在有些地方要更宽松，在有些地方则需要收紧；在有些地方要加强市场化，在有些地方则需要加强政府干预。习总的原话是“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里的“结构性”三个字是很重要的。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结构化的调整方向也不一样。像罗斯福的供给侧改革，就是自由市场扩张过度了，以加强政府干预为主要改革方向；里根的改革，就是政府管制太多了，以放松政府管制为主要改革方向。到底在哪个领域朝哪个方向改，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四、供给侧改革需要面对的十个关系

具体到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的，可以总结出来这么“十大关系”，现在大部分经济问题上的争议、热点，都跟这十大关系相关。能不能理清楚这十个关系，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大小的关键。

第一个关系、反腐倡廉与体制创新的关系（政府内部）

今年3月，国家工商总局下面的商标局闹了个笑话：因为采购纸张不及时，竟然七个月没发出去一张商标注册证。

这是一系列改革的连锁反应。首先是2014年5月的新《商标法》把商标审结时限压缩到了九个月，特殊情况最长十二个月；而以前的平均审结时间十个月，特殊情况可以到三十六个月。然后，国家又发出了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号召，新注册企业数量陡增。2015年10月，国家发改委又将商标注册费用从800元降低到了600元。在多种因素的刺激下，商标注册量就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一年之内翻了一倍都不止。

商标局购买纸张必须从政府采购网走招投标采购程序的。为了防止内部人吃回扣贪污腐败等问题，政府采购程序一直都搞得比较复杂。起初提交的采购量没有考虑到商标申请注册的爆炸性增长，临时要想增加采购量，又得重新走一遍程序。这套程序一走下来，大半年就过去了。

这个事情从表面来看是合法合规的。但程序和规范都是根据历史经验来制定的，一旦现状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程序和规范就可能成为阻碍创新的障碍。这个时候就需要发挥人的能动性，去突破和改变这个程序规范。像商标局这个事儿，媒体一炒作，引起了比商标局更高层的领导重视，很快就纸张采购到位，开始加班加点的印刷了。

类似的领导重视、特事特办、突破常规的做法在之前曾经十分普遍，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地方或部门的一把手权力失控和腐败，但也确实能够提高政府效率。

比如，地方项目建设中常见的“未批先建”：有好的项目要落地，主要领导重视，那么在土地指标、开工证等多项手续还没有办完的前提下，项目就已经开始建设了，一边建一边补办手续。

这是违反程序和规范的。但是它有效率。因为土地审批、规划审批的程序非常麻烦，一套流程下来花个一两年是正常现象。我们的经济要以每年百分之八九的超高速度增长，一个项目落地之前光审批就要一两年，中国经济还怎么按照十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

大规模的反腐败行动，给行政体系带来的压力，可能会让官员们片面强调程序的执行而忽略最后的效率。高压之下，会产生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反正一切都按照程序来办事，慢一点就慢一点，别出岔子。

这个地方慢一点、那个地方慢一点，最后整个体系运转就可能大幅度的放缓。去年为了刺激经济，国家发改委密集的批复了数万亿的投资项目，但是批复了之后这些项目投资落实的速度很慢，老是见不到成效。不像2008年的时候，国家一说要增加四万亿投资，地方和各个部门就像战场上冲锋一样到发改委抢项目，立项要钱，争着大上快上。资金落地速度极快，对经济的拉动可谓立竿见影。

现在需要建设投资的项目还是很多，但大家都怕犯错误，都要按照程序规矩来，速度就慢了下来。

政府的廉洁和高效之间，是一对矛盾统一的关系。长期来看是统一的，廉洁才能高效，腐败必然低效。但是从短期来看，又可能出现矛盾。从2003年到2012年这十年，中国政府的腐败问题确实有不断加强的趋势，所以现在要反腐败。但同时也要看到，这又是地方政府鼓足干劲、大力创新、成效卓著的十年。这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跟地方政府、基层干部敢做事、敢改革是分不开的。

中纪委机关报今年三月份发文说，组织上应保护为发展而犯错的干部。看起来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句话如何落实，其实是个大课题，不是发篇文章就能解决的。改革总要冒风险，并不能保证成功。真要突破陈规干点事，一旦没搞好了，追究起责任来，按照现有的机制，肯定还是谁突破的谁被追责。

在提高政府廉洁度的同时，如何提高地方政府、基层干部的创造性，鼓励他们像之前的十年那样大力探索创新，在原来的政策体制内是不太容易解决的，而应该探索一种新体制。这是供给侧改革需要充分重视的问题。

第二个关系：简政放权与加强监管的关系（政府和企业）

2014年12月，很多媒体都在转发一条新闻：天津政府通过简政放权把某些审批程序从109个章减少到了1个章。

四个月之后的2015年4月，天津港危险品仓库大爆炸，死伤四百多人，经济损失高达数百亿，震惊全国。这次爆炸的主要原因就是审批不严（注：本轮改革之前的审批）。在爆炸的那个地方按照规划就不能建危险品仓库，但是这个仓库竟然通过了审批。而主管部门对其消防安全措施的监督也有很多漏洞。这就体现出了简政放权与加强监管之间的矛盾。

还有，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政府大幅度的修改了出租车管理条例，为“滴滴打车”等刚兴起一年的网络打车开了方便之门，简政放权速度不可谓不快。这是好事。但两会刚结束，就有媒体爆出：深圳网络打车的司机中发现吸毒前科人员1425名、肇事精神病人1名、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员1661名。这又不免令人担忧：如果放的太开，乘客的人身安全可以难以保障。

简政放权是大趋势，把决策权下方给第一线，有利于降低制度成本、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我们不能因为一些局部的问题就否定简政放权这个大方向。但在经过过去两年较大规模的简政放权改革以后，显然应该更为细致的去梳理和反思哪些该放、哪些不该放，甚至还有哪些要管的更严、收的更紧。把简政放权和加强监督结合起来，实现简政放权的精细化、合理化，是供给侧改革需要注意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关系：国有经济与民营资本的关系

2015年，东北三省经济增速全国垫底，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分列倒数第一、倒数第三和倒数第四。辽宁省竟然降到了2.6%这样的水平，令人大跌眼镜。统计数据一出来，全国上下一片哗然，立刻出现了很多指责东三省经济体制的声音，认为就是因为东三省国有经济比重太大、民营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才导致了今天的状况。有关国有、民营的优越性之争，再次成为了各方面关注的焦点。

2012年之前，国有经济几乎完全控制资本市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只在生产销售领域竞争。现在的情况是民间资本市场也壮大起来，百度阿里等大型民营企业都建立起了跨越保险银行的金融系统，各种民间投资基金入雨后春笋一般成长起来，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开始转型做专业的投资人。民营资本从投资到生产销售的整个链条已经被打通了，变成了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生态体系。民营经济的独立性因此大大增强。

一个民营企业家从创业到做大做强，以前他可能离不开国有银行的支持，而现在他需要考虑的可能是如何拿到天使投资，然后经过几轮融资发展壮大，最后被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这样的巨头参股投资或者控股收购，从而走完整个企业成长周期，中间完全不需要跟国有资本发生关系。民营经济获得了完整意义上的独立。

国有与民营的关系，不管是竞争还是合作，都已经从经营层面上升到了资本层面。这是一个重大转折。

新一轮的供给侧改革，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定位民间资本的作用和他们发挥作用的范围，以及它们和国有经济的关系。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控股金融公司的组建、互联网金融对银行体系的冲击等等，都是这个问题的折射和体现。

第四个关系：投资拉动与创新驱动的关系（资金与技术）

所有人都希望经济尽可能多的由创新来驱动。但社会创新只是最尖端的那么一部分。它是领头羊，而不是整个羊群。经济增长中的大部分，还是要靠投资来拉动。

创新出现之后，一定需要大规模的投资来把创新成果产业化。比如，研发出来一款新型电动汽车，最后总要批量生产，就要到处占用土地投资建厂、采购原材料和配件。这个过程就需要大量的投资去支持。

中国现在投资量很大，路桥和建筑物的建设量比全世界其它国家加起来都要多。但是如果按照人均水平或者国土密度来算，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跟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再建设十多年可能才赶得上。所以不管是创新驱动还是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的投资都是必须的。

我们三年前在《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这本书里面讲过，中国经济的问题是政府负债率长期偏低、基础设施投资不足，而不是人们常说的投资和债务太多。

中国现在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就是应该大力借钱负债来搞投资。只要投下去产出来的东西是有用的，投资多一点是好事。天津从2007年到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五年保持在20%以上，最高是2009年，增长49%，其次是2008年，43%，是GDP增速的好几倍。现在回落到15%左右，经济增长也减速了。但天津现在经济有大问题吗？并没有。总体来说还是很健康。

以消费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健康的经济增长，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才是健康的经济增长。大家都去消费，吃喝玩乐了，这种经济增长肯定不可持续；只有多投资、多建设、多生产，这种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

美国人可以搞消费拉动，因为它是全球霸主，背后有几十艘航母和许多海外军事基地做支撑，靠发钞票和搞金融就能把全世界的资源买过来，然后尽情消费。它的消费品生产基地和资源大都在海外，消费地在本土。所以美国的经济学家就喜欢研究消费驱动型经济理论。

美国的这套理论现在被写进中国几乎所有大学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但是它对中国不适用，不能照搬。因为中国不是世界霸主，该理论成立的基本条件就不满足。中国只能专注于搞生产，生产搞上去了才能消费。生产必须远大于消费，多出来的要用于再投资和出口创汇，用劳动制成品、高科技产品去购买全世界的资源。搞供给侧改革，不管是技术创新还是体制创新，都不应该否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不是说现在强调创新驱动了，投资拉动就应该减少。投资改革的重点是优化结构、提高效率，限制落后产能、过剩产能的投资，投下去要建起来有用的东西，而不是控制总量。

第五个关系：土地供应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土地）

中国经济发展并不缺土地，缺的是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中国有着全世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全中国所有的城镇建设用地加起来，只有4.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0.49%。而美国2.4亿城镇人口居住的地区则占了其国土面积的3%。全世界的城市占地球陆地面积的比例是2.7%。中国的城镇建设用地已经非常集约高效了，有提高优化的空间，但整体来看不存在低效浪费的问题。

就算现在所有的城市占地速度按照过去三十年那样快速增长，再增长三四十年，城市占地面积翻一倍，城镇建设用地也不会超过国土面积的1%。

而且，中国的农村建设用地是城镇建设用地的好多倍，只需要适度的把农民集中居住，在不减少耕地的条件下也足够我们再发展几十年。还有现存的城镇建设用地中，低矮的平房和单层的厂房又占据了很大部分，通过改造提升，也可以获得很大的空间。

中央划定的耕地保护红线是18亿亩，但2013年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是实际耕地超过20亿亩，中间有2亿亩的富余。2012年，全国因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等原因，减少耕地面积40.20万公顷。通过土地整治、农业结构调整等，增加耕地面积32.18万公顷。因此，2012年一年，净减少耕地面积8.02万公顷（约120万亩）。按照这个速度，2亿亩耕地可以支撑中国城镇化再发展160年。

所以，对中国来说，自然条件和耕地保护允许的可建设用地并不缺乏，问题主要还在城镇建设用地供应制度。

经济增长需要空间。土地供应跟不上，经济发展就会面临很大的瓶颈。这也是供给侧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但这就跟投资和创新的关系一样，要拉动中国这么庞大的经济增长，只靠创新驱动是不够的，建设空间在量上的增加仍然是保持经济增速的必备手段。

现在的问题是，规划控制越来越严，农村土地流转推进缓慢，城镇拆迁成本又越来越高，“三管齐下”，把增加建设用地供应的渠道都给限制了，导致了用于经济发展的土地资源过度紧缺，城市发展空间受限，已经成为了制约经济快速增长的一大障碍。

要改善城镇建设用地供应制度，有三对小的关系需要协调好。

第一是规划的严肃性和灵活性的关系。

2016年刚过完农历新年，一份中央关于城市规划方面的决定就把网络舆论搅得天翻地覆，这个决议说要打开封闭式小区。由于文件本身的说法比较简明扼要，大家都以为是要把封闭式小区的围墙给拆了，很多人担忧治安问题、老人和小孩的安全问题等等。搞得《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出来辟谣，很多规划专家也出来解释，但解释过来解释过去，普通老百姓还是不太理解。

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封闭式小区好不好，关键是在全国层面对这么细节的问题作出统一规定似乎并无必要。中国那么大个国家，大大小小那么多城市，要说全都建封闭式小区，肯定不好，但要说所有地方都不要建封闭式小区，似乎也不太合理。这种事情，是很地方化的事情，连省一级都不用统一规定，各个城市甚至各个城市的区一级政府来决定就可以了——根据社会治安、道路交通、人居环境等实际情况，该开放就开放，该封闭就封闭。这不是很好吗？

这个事情说明一个道理：城市规划并不是层级越高、管的越细，就一定越科学、越严肃。逐步打开封闭式社区的决定，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的通知，没有比它更高的了。但因为争议太大，反而影响了中央权威，显得决策不够严肃。

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技术进步、产业分工的变化速度太快，带来的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很快，每个地方的情况又都不一样，规划论证再严谨，总会遇到情况变化需要调整的问题。调整的形式可以很严肃，公开透明、严防利益输送，但是不能太繁琐、太死板，在程序上耗费太多的时间。

严肃性和灵活性统一的关键，就在于合理划分不同政府层级之间的规划权限。

规划权限的划分是比较专业的问题，一言难尽。总的来说跟简政放权改革一样，应该是以放为主，中央和省管的粗一点，市县两级管的具体一点。要给予市县级政府更多的规划自主权，中央管总量、管比例、管环保等大原则，具体规划方案、土地用途的调整市县可以更灵活一些。这样才比较合理，土地和空间的供给才能更有效率。

第二是土地流转与农民权益保护的关系。

2012年国家发改委起草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时候，我们曾经参与过部分支撑性的前期研究工作。当时，我们就提出，地方上搞城镇化探索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包括成都、重庆、广东云浮、浙江嘉兴等，都是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上有较大突破、走在全国前列的地区。遗憾的是，这些经验在后来的规划文本中体现的并不充分。

这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各项规划目标虽然定的很好，但到了地方上要落实，一遇到“钱从哪里来”的问题，马上就卡住了。医疗教育社保这些要花钱，但毕竟还不是大头，真正的大头肯定是住房。住房确实只能自己买，地方财政真承担不起，最多只能优惠补贴一点。但农民工收入普遍偏低，很难买得起工作地的房子。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通过把农民工在农村的资产——土地进行流转来解决。

“新型城镇化要以人为本”，“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这些提法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但经过两年多的实践探索，我们发现，如果只围绕人的市民化说事儿，新型城镇化很难落实。有学者提出，要人的城镇化，不要土地的城镇化。这个说法太理想化了。要实现人的城镇化，必须有土地的城镇化来做支撑。重庆等地的成功经验都表明，人的城镇化的一次性开支，大头只能从土地城镇化上来。土地的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的前提和抓手。土地制度不改变，人的城镇化是要落空的。

要想两头兼顾，让农民在农村保留宅基地，在城市打工还能自己挣钱买房，大部分农民工也做不到——房租会消耗他们收入的很大部分，而农村的宅基地空在那里并不能产生现金流。早点进行资产置换，农民工在城里有房子不用交房租了，才能积累财富，才能真正的市民化。不然永远会被房屋租金剥夺大部分劳动收入。随着租金和房价越来越高，农民就会越来越买不起房子，在城市永远居无定所，这是很糟糕很糟糕的。所以土地流转不能拖，拖得越久农民工越吃亏。打着保护农民利益的旗号反对土地流转，其实是有损农民利益的，让农民工的收入不断的被城市房租所剥夺。我们需要的不仅是跨市县的土地流转，还应该建立起一定条件下的跨省流转。

 “穷人进城，富人下乡”、“农民进城、资本下乡”，这种新时代的“上山下乡”，是很好的城乡协调发展的方式。挣够了钱的人去农村或者大山沟里住大房子享受好空气，想多挣钱的农民进城来工作提高收入，把农村的土地租给有钱有闲的人休闲旅游养老，对两边都很有利。青山绿水变金山银山，这个步骤一定要经过。让农民守着青山绿水不动，它变不成金山银山。

通过宅基地流转让农民在城市拥有产权住宅，通过耕地流转让他们长期享有土地租金，通过村集体留用地流转开发让他们长期享受经营收入分红，这才是维护农民利益的最佳手段。

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民间资本进入农村圈地开发赚钱，那也是应该的合理的，谈不上是资本对农民的掠夺。关键是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组织，以集体的名义去跟社会资本合作，不要让农民分散的去面对市场和资本。做到这一条，土地流转就没问题。

第三是拆迁与居民权利保护的关系。

现在城市拆迁，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的成本太高。2009年，北京南锣鼓巷改造的时候，补偿价格就到了每平米15万到30万，那时候周边上商品房才每平米两万元左右。2014年，首都师范大学做过一个北京拆迁调查，南锣鼓巷一居民老大妈，8平米的平房要价1500万现金，而且搬到通州回迁房得按照每平米2000块钱卖给她才愿意搬迁。

过去十多年，有些人打着保护弱势群体的旗号，把城市改造更新中的小问题、偶发事件无限放大，让城市改造拆迁变成了少数人一夜暴富的方式。很多拆迁户的预期也被吊的很高。这种巨大的成本最终是由全社会来承担的。

拆迁补偿要合理，要让被拆迁户的居住条件有所改善，但是不能过度强化房屋或土地的私权利，因而妨碍城市发展、损害公共利益。

要健全集体谈判、公开补偿制度，这在很多地方已有成功实践。拆迁补偿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集体公开谈判，不搞单独协商、秘密补偿。拆迁范围内居民赞同补偿方式的比例达到80%以上的，就说明补偿条件是合理的，对不同意的极少数，应该坚决采取强制手段，不能让老实人吃亏、闹得越凶越占便宜。这样既可以避免弱势群体利益受损，也可以避免少数钉子户漫天要价，阻碍城市开发。才能让我们的城市空间，以合理的成本和较高的效率持续不断的实现内部更新。

第六个关系：劳动保护与企业负担的关系（人与企业）

今年的两会，降低社保交费率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因为有太多的企业抱怨给工人缴纳的社会保险金负担过于沉重，最后的结果是企业需要缴纳的社保给降低了2.5个百分点，社保缴纳总额从占工人工资的40%降低到了37.5%左右。相当于国家给企业的一次小规模减税，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

用工成本快速上升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学过发展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有个“刘易斯拐点”，就是发展中国家从农业剩余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到变得非常紧缺的这么一个转折点。从2003年沿海地区出现用工荒开始，中国就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区间，劳动力成本一直快速上升。很多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组装企业，因为不能承受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破产倒闭；还有很多国际品牌也纷纷把制造基地从中国转向印度越南等劳动力更廉价的地区。

劳动力成本上升，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确实给企业带来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倒逼企业升级转型，淘汰那些技术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企业无法承受成本压力而破产倒闭，是市场竞争和产业升级的必然现象，对中国经济是好事情，不能怪到《劳动法》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上来。

在劳动者权利保护方面，政策即使有所松动，也不会有太大的空间，不可能抵消工资的上涨幅度。企业如果把生存或盈利的希望寄托到劳动力成本降低上来，是不切实际的。加快转型升级，用智能制造、机器换人、精细化管理等方式来降低用工开支，才是正道。

对政府来说，通过降低社保缴费这样的方式来给企业减负，也不宜多用。社保基数有上限和下限，工资收入达到一定高度以后，缴费的绝对数字就不变了，缴费占工资的比例是下降的，它带有累退的性质。降低社保比例主要受益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高端产业受益比较小，不符合促进产业升级的大战略。相比之下，提高个人所得税或者初创企业所得税的起征点可能更有意义。此外，像与二胎政策配套的产假，如果政府用降低社保所花的成本来给休产假的女性支付工资补助，让企业不必承担二胎产假期间的工资，既可以降低企业负担，也可以改善女性的求职环境，有没有可能会更好一些呢？

总之，在劳动保护和企业的营商环境改善的关系上，政策应该充分的统筹兼顾，在不损害劳动者权利的前提下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尽可能用体制创新来做到双赢，不宜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供给侧改革如果以降低劳动者权利为代价来推进，可能会偏离方向。

第七个关系：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资源环境）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就好像减肥和吃饭的关系。如果减肥是靠饿瘦的，也不健康，还容易营养不良。合理的饮食加上运动锻炼才能有健康的身体。

环保不能靠“不吃饭”——不发展地方经济来实现，把自己给“饿”成青山绿水，而是应该靠持续的经济增长（吃饭）和产业升级（锻炼）来实现。而且，落后地区好的空气质量弥补不了不好的医疗卫生状况给人类健康带来的威胁，所以中国人均寿命最长的地区始终是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中心城市，而不是西部农村。

传统的农业生产对环境的破坏极大，落后农村地区的水土流失和土壤污染都是很严重的。落后的轻工业比如纺织服装造纸等废水排放量惊人。只有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才能真正的带来环境的改善。

虽然有很多学者几十年前就在高呼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回顾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其实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并没有避开。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说，可能也就没有办法避开。又要想不污染，又要想以经济10年翻一番的速度完成工业化，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不太可能实现。

好在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我们终于度过了污染最严重的阶段，开始进入“后治理”这个时期了。从十八大报告提出“美丽中国”这个概念以来，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一再提高。落后产能、污染严重的轻工业小作坊，正在以很快的速度被淘汰。

当前在处理环保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上，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有一些环保主义者存在极端化倾向，把环保看的比人类自身的发展更重要。有很多达不到科学论证标准的环保理论，却被很多人相信并传播，给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干扰，这是很糟糕的。

比如，我国西南山区水力资源丰富，当地人民因地理条件限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发展水电，改善当地交通条件，或者以相关收益来推动山区移民，是这些地区脱贫致富的最佳选择。有些人以环保为名，呼吁保护地质原生态，却无视地区人民的艰苦生活长期不能改善的现状，干扰水电建设。

修水坝发电，确实对某些鱼类的繁殖不利，但相对于水坝的价值来说这样的影响可谓微不足道。而水库与气候和地震等地质灾害的关系，实际上没有被严格的科学研究证实过。很多人却拿着类似的理由，大力鼓吹水坝的危害，并且实际上阻碍了西南地区的水电开发。这就是不科学的环保理念错误的干扰了经济发展的例子。

还有像转基因食品的问题。基因科学是21世纪最重要的科技发展方向之一，转基因食品对解决人类食物来源可以提供极大的帮助。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早已经过严谨的科学研究，是能够过关的。但是有些人混淆视听，过度夸大长远的、虚无缥缈的、可能存在的危害，以此阻止转基因技术的市场化应用。用不负责的煽动来取代严肃的科学研究，以激起大众非理性的恐惧心理，这也同样是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的。中国急切需要取得转基因技术的核心知识产权，如果失去市场化这样大的推动力，纯粹闭门搞科研，我们在基因技术方面就可能大幅度落后于发达国家。这是一定要避免出现的。

环境科学是一门非常前沿的科学，就算是发表在一流学术期刊上的结论，也未必都可靠，更不要说网络传言了。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它很容易被利益集团利用。除了转基因，还有像某些化工项目的上马，会影响某些房地产楼盘的市场价值，相关利益方就可能夸大其危害，声称这种项目排放的有害物质会在方圆几十公里内致癌，煽动民众来集体抵制该项目，让项目建设流产。最后遭受损失的，还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全体人民的利益。

如何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制定好环保政策和宣传环保理念，也是供给侧改革的一大课题。

第八个关系：金融创新与实体产业的关系（资本与其它生产要素）

第九个关系：“大物移云智”等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技术进步）

第十个关系：产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人、土地、技术、资金等要素的综合关系）

这第八、第九和第十个关系，都是时下最热门的话题——以e租宝为代表的P2P互联网金融创新接连爆出诈骗问题，“互联网+”对传统产业改造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中国制造2025》提出以后对新型城镇化战略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系还需要重新讨论。这些方面的讨论很多，本文就不必多说了。

总的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是一个相当综合的系统性改革。现在有人一提“供给侧改革”，就是去产能、市场化。这些当然都是对的，但可能会失之于简单化。面对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还是应该多从全局的角度进行系统的思考，才能把供给侧改革推进的更加深入、更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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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鹏 博士，中兴大城首席经济学家，曾任麦肯锡公司研究员和华夏幸福产业规划总监。主要著作有《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等。